但到7月时，支付宝就低调重启二维码支付，并在上海进行补贴推广。对此，监管保持了默许的态度。8月，微信支付也推出“面对面收钱”的功能，重启二维码支付。

　　不过，此前的主动型二维码支付在这时转变为被动型二维码支付，即从原来的客户扫描商户的二维码，变为由客户生成二维码，再由商家手持POS终端扫描读取。扫码方式的变化，使安全性有了很大提升。这一改变被认为是监管没有再干预的主要原因。

　　解开了束缚，两家支付巨头的“圈地”大战随即打响了。

　　阵营划分

　　2014年的“双12”，是一个值得书写的时点，这是二维码支付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线下推广。

　　当天支付宝联合约2万家线下门店推出支付宝钱包付款打5折的活动。支付宝在“双12”下午3点半的交易数据显示，支付宝钱包全国总支付笔数超过400万笔。全国消费者买下了超过90万个面包、100万瓶牛奶、15万个毛毛豆蛋糕、35万个水饺、2万个比萨、21万个馄饨、5万个甜筒和50万包芒果干……

　　比这些数字更值得惊奇的，是人们对一种完全陌生的支付方式所展现出巨大的热情。

　　补贴的方式看似简单粗暴，却能直击红心。这在互联网行业已经百试不爽。

　　除了对消费者的补贴，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对于服务商的返利补贴也是大手笔。在财付通和支付宝向商家收取的费用中，几乎有一半补贴给了服务商。一批从事聚合支付的服务商迅速崛起，返利就是他们的主要利润来源。

　　对比来看，传统的线下收单业务中，借记卡的费率为0.35%，封顶13元，贷记卡发卡行服务费费率为0.45%且不封顶;由于二维码支付并没有行业标准，服务费率是由市场自主决定。

　　今年6月由支付清算协会发布的《关于银行卡收单市场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中指出，部分议价能力较强的支付机构向收单机构或代理商收取的费率在0.2%-0.25%左右，其直接拓展的部分商户初期甚至实行零费率模式，显著低于线下刷卡交易成本。

　　“部分银行受条码支付业务冲击，商户流失较为严重，创新产品推广阻力较大。”报告中这样表述。

　　二维码支付推广“来势汹汹”，让本就迟滞的NFC支付更加陷入了尴尬境地。

　　但是转机已经开始出现。

　　2014年9月上市的iPhone 6首次搭载NFC功能，配合指纹识别Touch ID，正式介入移动支付。虽然Apple Pay在国内市场并未随着新机首发同步开放，谈判已经低调开始。

　　差不多一年之后，在2015年12月，中国银联正式与20余家商业银行联手推出“云闪付”产品，开始了对二维码支付的反击。一周之后，银联又宣布了与苹果公司及三星电子达成合作的消息。

　　2016年2月，Apple Pay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凭借在国内的众多拥趸，Apple Pay上线12小时内的绑定银行卡数量超过3800万，引发大量的舆论关注，极大地推动了一次NFC支付的市场教育。

　　之后，Samsung Pay也在3月时推出。作为国内手机厂商，小米的Mi Pay和华为的Huawei Pay则在8月正式上线。

　　从这时起，手机厂商在NFC支付阵营中的地位开始凸显。尤其是小米、华为等国内手机厂商，更是将NFC功能当作一个卖点。

　　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在出席2016年第五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时甚至表态，“手机厂商进入支付与清算行业才刚刚开始，未来可能推动整个支付行业的发展”。

　　阵营划分完成，边界却被打破了。

　　鹿死谁手?

　　当我们习惯于将二维码支付与NFC支付放在对立的两端时，银联也开始做二维码支付了。

　　2017年5月，中国银联联合40余家商业银行正式推出银联云闪付二维码产品，京东金融、美团点评等非银机构也宣布加入其中。

　　虽然看起来几乎一样，但银联的二维码支付是基于卡组织、发卡机构、商户和收单机构的“四方模式”，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则是直连银行的“三方模式”。

　　作为一个开放的标准，接入这一体系，就等同于接入了银联已有的受理环境，包括境内和境外。这对早已垂涎移动支付市场，却被两家巨头排斥在外的机构无疑是绝好的机会。

　　如果说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前期是在搭壁垒，银联则是在放口子，将更多的“狼”引入市场。说到底，银联作为支付行业的基础设施提供方，有越多机构接受其标准，才越符合其利益。

　　但在国内，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优势仍然明显：那就是消费者在补贴刺激下形成的支付习惯。

　　易观国际的监测数据显示，在2017年第一季度，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市场份额超过了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