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鸿祎

　　“创新意味着什么?创新一定意味着它是失败率特别高，失败是必然，成功是偶然的。”

　　——周鸿祎

　　大四毕业之后，我被保送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的研究生院，但是读的是管理专业。刚刚学了几天我就失去了兴趣，我觉得没有进入过任何公司就学习管理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研究生学位要不要我无所谓了，要一个没用的学位简直是在浪费生命。于是，我开始逃课，心里有一个声音正在对我振臂高呼，此时不创业更待何时?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想再浪费一分钟了。于是，我一头扎到了市场上，要去做一个产品疯子。

　　至于做什么产品，我经过自己的思考，做出了一个宿命般的选择——我要做一块清除计算机病毒的电脑外接卡，简称为反病毒卡 。

　　为了做我们的反病毒卡，我们当时需要很多电路板。为了控制成本，我们都是按照 500 或者 1000 这样的数量去生产产品的。我忘记了我去过多少次深圳采购集成电路，又去过多少次赛格市场，颠沛流离又乐此不疲地去买电子元器件。

　　当时每一个单位都已经会配一些电脑。当时我们卖反病毒卡，基本上是卖给机房的管理员。 我的理念当时就是把硬件卖给这些管理员，让他们用我们的硬件去给电脑杀毒。

　　我们做产品很辛苦，但是辛苦就一定有好的回报吗?我忘记了反思产品本身的问题，我们的反病毒卡无法升级，这就是做硬件产品的弊端。但我又不愿意转换做产品的思路，去改进产品。我犯了一个技术员很容易犯的错误——固执。

　　当时我执著于硬件的思路，并没有想到从硬件过渡到软件的思路上来。还记得，我买了一本电子出版社的书——《广谱防病毒技术》，这本书谈到一个基于病毒的行为做的研究。我认为做防病毒一定是基于病毒的行为去定义病毒，所以我要收集病毒的行为， 这和瑞星的思路非常像。

　　后来我发现，真正聪明的人会走和我们很不一样的路。比如后来涌现的江民公司的KV。这款产品就是走软件的路子。他们每期都会在报纸上打广告一个广告，经典的广告语是——“KV反病毒升级请你人工输入一个特征”。当时那本书还讲了一个概念——如何自定义病毒特征。当时的病毒还比较少，只有几十种到一百种，加上变种，你采样这些特征，然后根据特征对病毒加以防范。江民这样做了， 所以江民后来成功了。

　　如果我继续沿着反病毒的路走下来去，后来可能也会逐渐地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当时我还是太年轻，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太固执了，太相信自己的直觉。而固执是产品经理的大敌。有时候我已经隐隐约约地走到了正确的路口，由于自己的固执，愣是把机会错过了。比如，当时我也思考过，是否彻底把反病毒卡做成软件，但是始终没有行动。第二，我当时研究了很多软件，我自认为见多识广，所以就变得不够专注。我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尽管我一直在做计算机领域的事情，但是我的世界观里漏掉了一个问题，对于做产品，你必须有一定的专注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地感觉到我的反病毒卡做不下去了。主要问题是我们那个卡不能及时更新，跟不上病毒的变化。硬件的思路，被证明最终是行不通的。第二个问题是，当时我们的创业团队出现了分歧。这个分歧，是有关于挣到的钱怎么分配的问题。

　　我们的第一批产品挣了一些钱，受到《硅谷热》的影响，我认为这些钱应该进行资金再投入，我们要去买电脑，买书，拷软件。在这一点上，石晓红比较支持我的想法，而范刚则是典型的技术人员的思想，认为是他写了程序和核心代码，而我做的那些事，比如采购、谈渠道这些事情并不重要。 所以钱也应该大部分给他付工资和权益。

　　他认为，买软件和买电脑，都是我自己的个人爱好。

　　利益该如何进行分配?这是很多创业的团队都会遇到的问题。 现在很多的团队都会用合同的方式谈好。 可惜，当时的我们，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常识，我们甚至对这个东西能否真正的卖出去有所疑虑。所以，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去谈利益分配的问题。

　　多年之后，我看到了《史蒂夫·乔布斯传》，看到创业早期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甚至也遇到过同样的困惑。书里写：

　　当苹果公司刚刚开始拥有惊人的订单时，一个问题随之涌出：两个创始人对苹果的贡献一样多吗?他们的利益又该如何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