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电影《我的诗篇》拿下上海电影节最佳记录片奖项。这部电影聚焦于国内底层体力劳动者中的诗人群体，总策划吴晓波亦亲自上阵，朗诵了一首制鞋工唐以洪写的《我写过断指》——

　　在调解书上，他们是廉价的火腿肠。

　　像蘸满鲜血的秃笔，讨伐我瘦弱的文字。

　　吴晓波在十几年前做记者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南沿海地区打工群体中的断指调查，据他回忆“东北一根断指的赔偿价在600元左右，江浙大概2800元”。

　　然而作为第一部由众筹推动进入院线公映的非虚构电影，《我的诗篇》在2017年初的公映情况极为惨淡，鲜有影院愿意把黄金时段留给一部卖相毫不起眼、主角是打工诗人的记录片。

　　同样的情况，吴晓波在自媒体创业中也遇到过。

　　2016年3月27日，吴晓波频道推出新产品“思想食堂”，这个打算为高净值人群提高思想素质的理想主义课程，请来了不少史哲大家——雷颐、傅佩荣、许纪霖、萧功秦等。价格也非常符合财富精英的阶层：一堂课4800元，一季通票20000元。

　　然而一周后，吴晓波却被现实浇了一大桶冰水：这个课程仅卖出去2张票。他自陈“那天成为我投身自媒体以来最阴郁的一天”。

　　愤懑到有些无奈的吴晓波又写了篇文章《只有两个人的食堂》，称“我不相信，这是个对思想失去好奇心的时代;我不相信，高质量思想不应有一个好的商品价格。我不相信，水泥合金能建构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支柱;我不相信，没有思想供给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会走得很远。”

　　毫无疑问地，吴晓波遭遇了他在新媒体创业史上的滑铁卢，每一堂课，加上商务赞助客户，课程的参与人数仅在30人左右。

　　如果说理想主义、家国情怀难以商业化尚属预料之中，那么作为吴晓波眼下最得意的产品“每天听见吴晓波”，其一路成长的坎坷历程就更能清晰展现媒体人转型之阵痛。

　　2016年7月5日，吴晓波宣布会员制音频产品“每天听见吴晓波”上线，一时间报名踊跃，然而运营团队却做出了两个致命误判——

　　一是在产品前期定价时，原本定价为年费900多元，后因喜马拉雅和得到等产品入场的因素，在上线前将价格下调至180元。如此一来，原计划大概只有2万规模的用户群自然迅速扩大，但当时运营团队或许是因为“思想食堂”挫败在前，没能及时发觉产品逻辑和用户基数已经变化。

　　二是在技术接入时，出于成本和路径依赖考虑，选了一家为银行做会员积分的公司，改了个模板就套用了。产品上线后的结果自然是爆掉，对方的服务器完全扛不住这种需求。之后一段时间内，运营团队都不断在微信上解释“已经把技术团队关入厕所”“服务器稍稍有点吃力”。

　　所幸，吴晓波命中的大贵人腾讯再次露出福相：前腾讯员工老鲍的小鹅通适时而出，不仅帮听见吴晓波解决了播放问题，而且给吴晓波频道建立了一整套会员体系——然而当时谁也想不到，后来吴晓波频道将通过这个系统赚那么多钱。

　　一亿总中产

　　在不同场合不同时刻，吴晓波关于自媒体及内容创业讲过许多话。比如不看十万加，要看能不能做百万单品;广告是老钱，自媒体公司的广告收入不能超过30%，等等。

　　但令他真正开悟的，并对整个吴晓波频道产生决定意义的理念，还是在写《腾讯传》时受到的启发——“在互联网世界中，任何东西你要考量它，你要量化它，它一定必须要有边界。”

　　产品边界，是一个产品的使用场景和用户认知的汇总。即产品经理如何定义产品的作用，以及用户眼中产品的价值所在。在微博时代，吴晓波一直觉得不爽利，因为这种广场式的大众表达，最终会将流量分配给哗众取宠或咄咄逼人的表演型ID。而圈层表达属性的微信，却为专注财经话题惯于影响企业家的“小众作家”提供了精准的写作可能。换言之，就是吴晓波第一次可以专注服务于中产阶级和高净值人群，并与之产生真实而高频的互动，完全排斥他所不喜的“下流社会”。

　　从这个角度入手，你就能迅速理解他为什么讲“不看用户数、不看阅读数、不看新榜排名”。吴晓波频道每天都在做两件事：一是用免费内容套来用户，再以价值观漏斗去筛选，只留下同道者;二是用收费产品一步到位界定目标人群，再锁定其时间和注意力，纳入自己三级会员体系的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