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我的是一个野村证券的年轻经理，他把我送出野村大楼时，站在大厦旁边的台阶上，指着那座新落成的60多层的花岗岩大厦，不无骄傲地说：“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经济，这个大楼里储存着全球客户的经济信息，野村证券为了保证这些信息的安全，在这个楼下100米处有一个发电站，它可以保证野村证券在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都能正常运作。”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到了1992年日本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了。日本股市从33000点，不到两年跌到了11000点。房地产更是一落千丈，1990年还能卖一个半美国的东京，1993年竟然连一个纽约都买不起了。于是，日本企业纷纷从海外抽钱回国救急，不仅把洛克菲勒大楼折了一半价卖回给美国人，还把日本好几个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卖给了外国人。

　　1995年，那位接待我的野村证券经理到香港出差，我请他喝酒，他很沉重地告诉我：现在日本企业也开始裁员了，自杀的人很多，特别是证券界，他手下一个前年才从早稻田毕业的人上个月跳楼了。

　　电视台现在最热门的电视节目是教人们如何省钱，比如教日本家庭主妇如何用烧饭的余热煮鸡蛋。

　　那一段时间，香港大街上的日本游客少了，到高档餐馆吃饭的日本商人也少了。“经济泡沫”这个词第一次在我脑袋里有了真实的感受。从此，这泡沫就经常跟着我了。

　　三、1997年香港股灾：给华润做了十年义工的负资产女秘书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了，香港哀声一片。本来1997年上半年形势还好好的，楼市股市不断创新高，人们排着队去酒楼吃饭。我们公司开发的一个楼盘开盘卖楼花，买房的人需要前一天晚上去排队。

　　国内一个家喻户晓的大歌星为了走后门买我们公司的房子，陪我们唱了一晚上卡拉OK。

　　我公司两个秘书近水楼台先得月，不用去排队，每人花80万港元交了三分之一首期买一栋房子，可是房子还没住进去，泡沫就来了。

　　楼价一口气跌了三分之二，这两位小*那几个月脸色难看得很，眉头之间总挤出一个大疙瘩。原因是她们把已交了80万首期的房子白白送给了银行，为什么?因为市场上同样的房子，只值80万;如果她们继续供当时买的房子，就要再付160万。

　　那个刚来香港还不大懂香港规矩的明星火急火燎地找我退房，我说：“你看到门外那两个小*了吗?她们是我们公司的秘书，在这个公司已工作10年。她们跟你一样，也买了我们公司的房子，因此她们这10年算给公司做义工了。”

　　我看大明星有点不明白，就解释说：“她们工作10年，除去吃喝也就攒了80万，交了这套房子首期后什么都没剩下，可是现在房子又没了，这不等于白白给公司干了10年。如果能退房，她们早退了。你没看这几天报纸讨论吗，很多人卖了李嘉诚的房子，现在变成负资产。

　　有人说在这种特殊时期作为香港首富的李嘉诚应该网开一面，不要再追这些负资产的人所欠的房子余款了。你猜这位首富李先生怎么说?

　　他说：香港是个重合同守信用、风险自担的社会，你没看到金融泡沫只能自认倒霉，因为所有人都没看到。如果这个泡沫不破，你的房子赚一倍，我也没理由跟你分利润。”

　　四、2000年互联网泡沫：3亿元变成3千万

　　亚洲金融风暴还没过去，互联网又来了。

　　1999年末和2000年初，全香港的商人都好像疯了。这次不同于以往，越是大商人越疯狂，不管是搞地产，还是搞百货;不管是生产电子，还是生产水泥的;不管是办学校的，还是开夜总会的;总之全同互联网干上了，纷纷办起了网站，纷纷注册了名字带有cyber.com、information.net的公司，纷纷向那些常青藤大学毕业生发出高薪聘书，纷纷与it公司联姻。

　　我当时打工的华润创业公司自然也不能免俗，虽然公司每年有十几亿净收入，但因为同互联网没有关系，股价还不如一个刚创办两年的互联网公司高。股东不干了，说：如果你们再不进入IT，就要找人收购。

　　于是，我们只能绞尽脑汁往互联网上靠，先是付了一笔天文数字的咨询费，请世界最大的咨询公司出主意，可是那些从美国飞来的高级脑袋除了给我们写了两大本资料外，任何问题也没解决;其实他们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互联网里的虫，我作为公司总经理当时连上网都不会。

　　可是商场是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游戏。当时许多如雷贯耳的经济专家都说：互联网技术会创造一个全新的经济，谁跟不上，谁就会被淘汰。想想看，谁不害怕呀?于是，我们也拼命想找一家美国技术公司“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