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一个曾用过大脑刺激器来治疗抑郁症长达7年的人在一个焦点小组中报告说，他开始怀疑他与他人互动的方式，例如说一些他回过头来认为很不合适的话，究竟是因为电极刺激，他自己的抑郁，还是反映了一些关于他自己的更深层次的东西。他说：“这一切模糊到了一起，说实话，到最后我都不确定我是谁了。”

　　神经科技可以很明显地扰乱人们对于身份和能动性的认识，从而动摇关于自我和个人责任的核心认知，不论是法律责任还是道德责任。

　　也许通过“自动完成”或“自动更正”功能，机器学习和大脑接口设备能够更快地实现意图和行动之间的转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终可能会做出一些他们自己难以接受的事情。如果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思想长距离地控制设备，或者几个大脑被连接到一起工作，那么我们对自身身份和行为的理解将会被扰乱。

　　随着神经技术的发展，企业、政府和其他各种机构开始努力为人类赋能，但是个人身份认同(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的完整性)以及能动性(我们选择行动的能力)，必须被作为基本人权保护起来。

　　我们建议在国际条约(如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加入保护这类权利的条款(“神经权利”)。然而，这可能还不够，国际宣言和法律只是各国之间的协议，即便《世界人权宣言》也没有法律约束力。

　　因此，我们主张制定一项国际公约，界定与神经技术和机器智能有关的被严格禁止的行为，类似于2010年《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所列的禁令。一个对应的联合国工作组可以审查所有成员国的遵守情况，并在需要时建议实施制裁。

　　类似的宣言还必须保护人们接受教育的权利，让他们能了解神经技术可能带来的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影响。目前，知情同意书通常只关注手术的生理风险，而不是一个设备可能对情绪、个性或自我感知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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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智增强。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或大脑功能与大多数人不同，则常常饱受偏见之苦。人们将来面临的压力可能包括采用增强型神经技术，例如允许人们从根本上增强忍耐力或感觉或智能的神经技术，这可能会改变社会规范，引发公平享有方面的问题，并产生新种类型的歧视。

　　此外，不难想象军备竞赛也会发生在体智增强领域。近年来，我们听闻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和美国情报高级计划局(IARPA)的工作人员在讨论为士兵和分析师增强心智能力(“超级智能特工”)的计划。这些计划将被用于作战目的，也会被用于增强破译数据流的能力。

　　由于预测哪些技术会对人类生活产生负面影响非常难，所以难以非常清晰地划定界限。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敦促在国际和国家层面制定一些指导方针，对可实施的增强型神经技术加以限制，并定义它们被可以使用的场景——就像我们对人类基因编辑所做的限制一样。

　　某些文化比其它文化更注重隐私和个性。因此，必须在尊重普世权利和全球性准则的同时，在具体文化背景下做出监管决策。此外，对某些技术的一刀切或许只会将其推到地下运行，所以在制定具体的法律法规时，必须组织举行论坛来进行深入且公开的讨论。

　　过去有很多建立国际共识、将公众舆论纳入国家层面科学决策中的先例，它们都值得借鉴。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25年的一次会议促成了《日内瓦协议》的起草和缔结，该协议禁止世界各国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

　　同样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UN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成立了，旨在管控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能，控制核武器的扩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建议严格管制被用于军事目的的神经技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任何禁令都应该是全球性的，并且应当是由联合国牵头的委员会发起的。尽管这样的委员会和类似的过程可能无法解决所有关于增强型神经科技的问题，但它们提供了一种最有效的模式，能让公众知道这种技术必须被限制，也能让世界各国广泛地投入到这种技术的发展和实施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