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意味着什么?创新一定意味着它是失败率特别高,失败是必然,成功是偶然的。”——周鸿祎
大四毕业之后,我被保送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的研究生院,但是读的是管理专业。刚刚学了几天我就失去了兴趣,我觉得没有进入过任何公司就学习管理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研究生学位要不要我无所谓了,要一个没用的学位简直是在浪费生命。于是,我开始逃课,心里有一个声音正在对我振臂高呼,此时不创业更待何时?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想再浪费一分钟了。于是,我一头扎到了市场上,要去做一个产品疯子。 至于做什么产品,我经过自己的思考,做出了一个宿命般的选择——我要做一块清除计算机病毒的电脑外接卡,简称为反病毒卡 。 为了做我们的反病毒卡,我们当时需要很多电路板。为了控制成本,我们都是按照500或者1000这样的数量去生产产品的。我忘记了我去过多少次深圳采购集成电路,又去过多少次赛格市场,颠沛流离又乐此不疲地去买电子元器件。 当时每一个单位都已经会配一些电脑。当时我们卖反病毒卡,基本上是卖给机房的管理员。 我的理念当时就是把硬件卖给这些管理员,让他们用我们的硬件去给电脑杀毒。 我们做产品很辛苦,但是辛苦就一定有好的回报吗?我忘记了反思产品本身的问题,我们的反病毒卡无法升级,这就是做硬件产品的弊端。但我又不愿意转换做产品的思路,去改进产品。我犯了一个技术员很容易犯的错误——固执。 当时我执著于硬件的思路,并没有想到从硬件过渡到软件的思路上来。还记得,我买了一本电子出版社的书——《广谱防病毒技术》,这本书谈到一个基于病毒的行为做的研究。我认为做防病毒一定是基于病毒的行为去定义病毒,所以我要收集病毒的行为, 这和瑞星的思路非常像。 后来我发现,真正聪明的人会走和我们很不一样的路。比如后来涌现的江民公司的KV。这款产品就是走软件的路子。他们每期都会在报纸上打广告一个广告,经典的广告语是——“KV反病毒升级请你人工输入一个特征”。当时那本书还讲了一个概念——如何自定义病毒特征。当时的病毒还比较少,只有几十种到一百种,加上变种,你采样这些特征,然后根据特征对病毒加以防范。江民这样做了, 所以江民后来成功了。 如果我继续沿着反病毒的路走下来去,后来可能也会逐渐地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当时我还是太年轻,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我太固执了,太相信自己的直觉。而固执是产品经理的大敌。有时候我已经隐隐约约地走到了正确的路口,由于自己的固执,愣是把机会错过了。比如,当时我也思考过,是否彻底把反病毒卡做成软件,但是始终没有行动。 第二,我当时研究了很多软件,我自认为见多识广,所以就变得不够专注。我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尽管我一直在做计算机领域的事情,但是我的世界观里漏掉了一个问题,对于做产品,你必须有一定的专注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地感觉到我的反病毒卡做不下去了。主要问题是我们那个卡不能及时更新,跟不上病毒的变化。硬件的思路,被证明最终是行不通的。第二个问题是,当时我们的创业团队出现了分歧。这个分歧,是有关于挣到的钱怎么分配的问题。 我们的第一批产品挣了一些钱,受到《硅谷热》的影响,我认为这些钱应该进行资金再投入,我们要去买电脑,买书,拷软件。在这一点上,石晓红比较支持我的想法,而范刚则是典型的技术人员的思想,认为是他写了程序和核心代码,而我做的那些事,比如采购、谈渠道这些事情并不重要。 所以钱也应该大部分给他付工资和权益。 他认为,买软件和买电脑,都是我自己的个人爱好。 利益该如何进行分配?这是很多创业的团队都会遇到的问题。 现在很多的团队都会用合同的方式谈好。 可惜,当时的我们,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常识,我们甚至对这个东西能否真正的卖出去有所疑虑。所以,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去谈利益分配的问题。 多年之后,我看到了《史蒂夫·乔布斯传》,看到创业早期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甚至也遇到过同样的困惑。书里写: 当苹果公司刚刚开始拥有惊人的订单时,一个问题随之涌出:两个创始人对苹果的贡献一样多吗?他们的利益又该如何分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