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早些时候接受“一条”的采访，他还觉得自己有些后悔浪费了太多时间写杂文，应该把时间和感情留给小说散文和电影创作。但要不是写过那段时间杂文，韩寒后来拍的电影不会有那么大的 80 后观众基本盘，甚至他未必有机会拍电影。

　　也不知道钱钟书是不是真说过“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三十岁犹狂是没有头脑”这句话，但韩寒确实活成了这句话的样子。当年说海淀区是“全国有名的迫害学生的源头”的 80 后新锐标杆，如今 35 岁了，回过头来劝你好生念书。

　　这种因为年龄增长带来的反思，在李诞身上也能看到。

　　李诞 89 年生，末代 80 后。在文青前辈许知远面前，他很坦诚地说他现在逼自己去迎合这个世界，“不要挑战大多数人”，“做自己就挣不到钱”，“既然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那我也赶紧运行起来”，一边运行还要一边否定以前的自我。

　　80 后们，今天好像集体展现出了某种反思情绪。

　　过去两年社交网络的两大情绪，中产焦虑和中年危机，以前这都是专属于四五十岁人的痛苦。但这些年 80 后提前接棒了，成了典型的“双中”患者。

　　不是 80 后着急。 80 后成长的这三十年里，是最沸腾的三十年： 80 年代下海潮，邓爷爷 92 南巡之后又是一波高速增长， 2000 年前后互联网创业， 08 之后的疯狂楼市， 15 年又是双创热潮又是A股神话。

　　隔三差五的造福浪潮让人应接不暇。错过了下海不能错过股市，错过了股市不能错过楼市，错过了楼市不能错过乐视。都错过了，就听徐老师一句，allin区块链。

　　80 后的特殊在于，他们是第一代完整撞上了这么些机会的人。

　　许知远总是很难理解像李诞这样的 80 后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对这个体制这么顺从，为什么你们的笑容是“收缩性”的。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是 70 后。

　　对于6、 70 后来说，他们是没有选择的，他们的痛苦和惋惜有着必然性。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集体主义碾压掉了每个人的个人意志。这代人的反思会把痛苦归结于体制，归结于个体意志的被打压。只不过有的人被打下去了，有的人像许知远这样，一直在反弹。

　　而更年轻的一代，比如 95 后或者 00 后，则像李诞形容池子那样，“没有包袱”。如韩寒那篇文章里说的，“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窗口期不会超过几代人”。当 00 后成长起来的时候，阶层的上升通道已经几乎关闭，打破阶层壁垒的希望会变得渺茫。这代人回首一生，可能会更多地把变量归结为出身，起跑线决定了太多东西。

　　所以 60 后把痛苦归结于体制， 00 后把痛苦归结为出身。只有夹在中间的泛 80 后这代人，经历了中国社会最急速分层的阶段之后，把痛苦归结于自己的选择。

　　这导致了 80 后的反思普遍是带有机会主义成分的：一个一个机会就在眼前飘过，好像伸手就能够着，但最后又一个都没有抓住。这是一代人最大的痛苦来源。

　　但如果我们抽离开一点来看，所谓的机会，对一些人来说是改变命运的狭窄通道，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只是一场游戏。

　　茅侃侃去年发过朋友圈和微博，讲到这几年别人对他的误解，他憋坏了，“老子命都可以不要也得让公司的同事先好好把事儿做下去”，“今天开始，不想憋着什么了，能赌上命去做产品的，也不差这点了”。

　　今天回头看茅侃侃最投入的两次创业，Majoy和万家电竞。前者说白了是国企改制的产物，爱航工业需要装进一个新项目重焕生机，正好石景山政府在首钢搬离之后要调整产业结构，正好选中了数字娱乐。而万家文化 06 年借壳上市，这些年基本就只在干一件事情，就是“重组”。电竞更多是用来炒作概念的工具，当风口过去、监管趋严，价值也就不大了。

　　对茅侃侃来说是allin，是能赌上性命的事情，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不过一场资本游戏。值得吗?

　　最近的《无问西东》有几句台词打动了一些人，“如果有机会提前了解你们的人生，知道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不知你们是否还会在意那些世俗希望你们在意的事情，比如占有多少，才更荣耀，拥有什么，才能被爱”。

　　李诞老说“人间不值得”，我觉得创业才不值得。

　　03

　　许知远和李诞在那期节目里表现出了很多世界观和人生观上的差异。但碰巧俩人最喜欢的时代，都是六七十年代的美国。

　　二战之后，婴儿潮的人口红利让美国经济加速，科技高速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对消费的向往达到一个前卫所有的高度。那时候每个人的典型美国梦，是通过努力奋斗，买一栋郊区的大房子，买新款的汽车和咖啡机，养一对儿女一只狗。

　　但等到这代中产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觉得这样的美国梦太压抑了。与此同时冷战还在继续，越战还在打，族群的割裂正在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