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技术界操纵用户行为的设计实践，Tristan Harris是最直言不讳的举报者之一(也是Fogg实验室的毕业生)。他一直在努力克服这种想法。2012年，他还在Google工作的时候，曾经写了一个叫做《对干扰最小化和尊重用户注意力的呼吁》的幻灯片，篇幅长达144页。这份东西概括了像推送通告这样小小的设计元素如何可以造成大规模干扰的方式，一下子在公司内部火了起来。超过5000位Google人观看了这份演示，而这也让Harris担起了Google的第一位“设计伦理学家”的角色。

　　2015年，Harris离开了Google，开始寻求在山景城以外扩大有关劝导式设计的对话。他最近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

　　在少数技术公司工作的一小撮人能够驾驭10亿人的想法和感受，这在此前从来没有过的。Facebook的用户比基督教的信徒还要多。Youtube上面的人比伊斯兰教的追随者还要多。我不知道还有哪个问题比这更加迫切。

　　Harris已经把他的这种信念注入到他的倡导组织Time Well Spent里面。这个组织游说技术业要跟社会福祉保持一致。3年后，他的运动开始取得声势。只需看看Facebook就知道了，社交媒体巨头最近已经开始对其新闻流算法进行重新建构，优先展示那些大家认为有价值的内容(比如家人朋友发的帖子)而不是在无意识情况下消费的那些(比如病毒式视频)。

　　扎克伯格在一篇公开发表的Facebook文章中说，Facebook在2018年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是确保在Facebook上面消耗的时间都是值得的。”哪怕这要以你在这个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多寡为代价。

　　Facebook的清算表明，公司可以重新设计自己的产品，让它不那么令人上瘾——最起码他们可以尝试一下。也许通过研究这个设计师用来勾住用户的模型，我们也能找出这些原则如何可以用于让用户脱钩的办法。

　　找到解药

　　Fogg承认，我们的社会已经对智能手机上瘾了，但他认为消费者自身具有脱钩的能力。他说：“没人强迫你把手机带进卧室，闹钟不一定非得用这个。大家需要的是激励。”

　　Eyal的下一本书叫做《Indistractible(不分心)》，它聚焦的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为此，它逆向利用了Fogg的模型。想法还是那三个——动机、触发器以及能力——只不过这次是用来将我们与手机拆开。比方说，通过调整通知的设置，你可以把触发器从特定App上移走(或者更好，把所有推送通知都关掉)。你可以降低访问Facebook的能力，办法是从手机上把这个App删掉。Eyal说：

　　大家有能力把这个东西拿走，一直都有。但当我们给他们反复灌输他们没有这种能力时，大家就都相信了。

　　其他人，像Harris和风投资本家Roger McNamee却不同意。他们认为，企业的利益跟广告商的需求已经完全纠缠在一起，除非我们改变系统，否则的话公司会一直寻找新的方式让消费者在自己app上花费的时间最大化。Facebook的早期投资者，扎克伯格的导师McNamee说：

　　如果你想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改变以广告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我们首先得消除制造上瘾的这些经济刺激。

　　双方的观点都有可取之处。用于让大家对Snapchat上瘾的方法同样适用于让他们在Duolingo上保持学习新语言的劲头。劝导和强迫之间的界限其实很模糊，全盘否定行为设计是不得要点。有关我们与电子设备之间关系的讨论应该把范围扩大，回归到与使用意图一致上面——无论是对于产品设计师还是用户来说都应该如此。

　　接下来该怎么办?

　　Harris和McNamee相信，操纵设计必须在系统的层面进行处理。作为解决公共健康问题的一部分，这两人均拥护对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平台进行政府监管。像苹果这样的公司也受到了投资者的压力，要求反思电子设备成瘾对小孩的影响问题。但不管怎样，商业模式时很难一夜之间改变的。只要广告是web的主要货币化策略，就会一直有人利用劝导式设计圈住用户，让他们呆的时间更长。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来打破上瘾的这个循环。改变你的通知设置或者把你的手机变成灰色，这些似乎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但这只是开始。Eyal说：

　　公司要想治理好这个需要的时间会很长。如果你想屏住呼吸拭目以待的话，你会窒息的。

　　译者：郝鹏程、王雅琪

　　原文地址：https://www.wired.com/story/phone-addiction-formu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