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相同工龄下，技术、产品薪资高于其他岗位，技术岗毕业生的起薪达到12.4K，对毕业生来讲，这原本是最具发展潜力的职业之一。可如今大量主播、网红的崛起和爆红，似乎让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这类职业较高的自由度和上升空间，对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年轻一代天然具有吸引力。

事实是，网红群体也确实逐渐呈现高学历、年轻化的趋势。《 2018 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显示，与 2017 年相比，网红群体的学历水平持续提升，95%的网络红人接受过高等教育，14.6%的网络红人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

我们虽然无法断言拥有高学历的、流入网红市场的毕业生，能够弥补技术型人才的缺口，但对网红、主播职业的趋之若鹜，可能间接地降低他们对互联网经济的贡献或价值。就像一位互联网创业者和一个粉丝百万的网红，后者最大的价值无非是引导粉丝消费，而前者是整个互联网创新必不可少的存在，他们或许能带来颠覆传统产业的变革力量。

所以，这个全民追逐网红的时代，对网红、主播行业的涌入，变相地，或许就是创业者和创业者价值的缩减。

早在 2016 年，腾讯曾发布一则《QQ大数据微报告： 95 后抖屏择业观大起底》，报告指出， 95 后追求个人兴趣，在择业上更加“自我”，但更看重较高的物质回报，也较少拼搏奋斗的精神。因此，在就业上，他们更乐意选择文体娱乐，互联网则居于次席。与此同时，近两年大学生的创业意愿越来越低。这两种现象多多少少有些关联。

很多人将网红、主播也当做自我创业，但实则能够成功实现商业化的少之又少，最后做到上市公司的更寥寥无几，这和互联网创业有着本质区别。

消费主义催生的泡沫?

我们不得不承认，互联网一个又一个风口从兴起到沉寂，一个又一个公司从扩张到缩减，这多多少少打压了互联网从业者的积极性。而光鲜亮丽的网红经济，则被抖音、快手、淘宝等流量巨头推上高潮，对内容输出者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用户来讲更是一种慰藉。

所以，我们无法抛开大环境，过分苛责年轻群体对网红的追逐，只能警惕这一现状可能给互联网人才流失带来的潜在影响。

但仅就网红经济而言，其本身确实值得诟病。随着其平台进一步打通与消费的变现路径，李佳琦、“散打哥”等销量奇迹的背后，是被网红影响力绑架的消费主义。

当前，年轻粉丝往往陷于伪精致包围的过度消费陷阱。他们作为极易受诱惑的消费群体，出于对网红的关注和信任，通常会在网红的推荐下购买商品。而且直播带货本身就讲究带动消费情绪，如此一来，冲动消费就尤为普遍。所以说，这是造成隐形贫困人口逐渐增多的一大推动力。

更关键的是，消费主义的盛行也给互联网一些行业的发展增添了许多泡沫。比如金融消费，年轻群体的过度消费理念，曾将很多网贷平台推上资本风口，而去年P2P接连暴雷，除去监管收紧的核心缘由，过度消费催生的业内乱象，也是其加速走向洗牌期的助推。

观察最近有关网红的负面消息，其中有想做网红而去借贷整容失败的，也有为购买网红推荐产品、追求精致而借贷消费、被迫还债的。

当然，这种消费主义不单单表现在粉丝为网红带货买单，扩大到整个网红群体辐射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等内容行业，受众群体对网红所输出的信息，也带有一种越发盲目消费和被动接受的倾向。更进一步，信息获取或知识来源都以一种商业化的方式被掌控，用户真实的学习能力则潜移默化地被削弱。

简单来讲，这其实就是算法推荐下，内容喂养所形成的副作用。而网红作为内容的输出者，其粉丝积累、运营和变现皆有赖于算法，所以他们对于用户的行为趋向，也必然要负有责任。但现在很多网红显然连以身作则都无法做到，更何况是正向引导。

历史经验证明，经济萧条时期，娱乐产业反而愈加繁荣，我们正处于一个追逐网红和娱乐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