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罗辑思维谋求上市的新闻又让大伙儿热闹了一阵，尤其是在吴晓波频道借壳上市失败后，调侃知识付费割韭菜俨然成为坊间的一种政治正确。

罗振宇、樊登、吴晓波一度并称为知识付费“三大懂王”，跟风而起的还有无数的营销课程——最“内卷”时，在音频内容的赛道里，各家app主页仿佛只剩下了分分钟教你一个干货的范式。

但估计罗胖自己也没想到，当大众不愿为所谓干货买单时，动辄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播客竟从音频市场的角落走向了台前。

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20上半年中国在线音频市场研究报告》，在线音频用户中，81.3%收听过播客。这说明，单从用户口径来说，播客在音频市场的渗透率仍非常高。

现在的播客不同于受到束缚的传统电台，声音更适合容纳个人特色和文化魅力——只要有一两人参与，一个麦克风加上一个音频编辑软件，任何人都能做出一档播客。早期的播客与文字形式的博客一道，说学逗唱尽付笑谈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都成为了互联网改变信息传播方式的典型样本。

一位听众的感受或许能够清晰点明播客的实质:

“戴上耳机打开播客，仿佛置身一个小饭局，大家推杯换盏聊聊各自的新鲜事，放声大笑其乐融融，而自己竟然可以有免答权，专心做一个旁听者，聊到感同身受的内容时，心领神会会心一笑。”

疫情期间，有着“陪伴感”的播客因为宅家经济的爆发而受益。据播客搜索引擎Listen Notes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5月，中文播客的数量已超过1万个。

但即便如此，目前的播客市场与早期面临的难题并无不同，因为优质播客都有一个共性——极度依赖制作者的能力和特质，这是维持听众粘性的重要前提，但也是投资机构犹豫所在。

在聊可复制性和商业模式之前，“高风险、低回报、低护城河”的数学模型都足以让不少投资人摇头。幸存于音频市场缝隙的播客能否迎来春天?

播客的先行者

播客其实并非是互联网的全新产物，它早已登上过历史的舞台。

在广播电台时代，电台主持人往往并不追求个性表达的空间，声音独具的感情色彩也难以展现。这既放大了主持人和听众之间的距离感，也消磨了声音本应拥有的优势，导致音频内容和风格相对单调。

但是互联网时代的播客，能够博得听众好感的重要原因在于，可以听到不同于主流渠道的声音内容，而播客本身也拥有一个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点——说人话。

反波电台正是诞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当中。

创始人平客曾经在传统电台工作多年，但觉得自己越来越难以突破，电台的机制和模式有着天然的束缚和压抑，令他觉得“越来越矫情”。

退出电台后，平客试图在播客里尝试一些新语言和新格局，他期待这可以把传统广播所具备的强烈的商业色彩摒弃掉，甚至可能带来新鲜活跃的思维。

反波的另一个主持人是刚毕业的南开大学生飞猪。他初来天津时，试图在路上用手机听广播，但他发现每个台都播着千篇一律的医药广告，心和北方的天气一样凉透了，感叹手机失去了收音机这个功能。

两人因为对传统电台的共同失望而结缘于论坛，制作反波之前，他们就达成一个共识:要做说人话的节目。2005年1月，反波电台第一档以调侃和模拟春节联欢晚会为主题的节目开播。

如此随性的声音内容在当时非常鲜见，开播第一天的点击率就超过了15000次，超出了平客和飞猪的意料。

在反波电台里，平客逐渐改掉了在电台先说套话寒暄的习惯，一上来就直奔主题，语调也从字正腔圆变成了唠家常。后来他接受采访时感慨道，成为一个被大众熟知的电台主持人，他用了17年，成为被大家所熟知的播客，他只用了四个月。

梁文道在一档电视节目里直言反波是“中国目前最好的播客”，还说“让电台都去死吧!”，让这俩人俨然有了成角儿的感觉。

反波的精神内核——自由、不羁，或多或少都在影响着后来播客制作者的经营理念。但反波存在的时间较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与反波同一时期创建的糖蒜广播或许更加声名在外。

2004年，24岁的何淼和在唱片公司工作的朋友陈沂聊到对音乐的想法时一拍即合，决定在网络上成立一个播客来推广自己喜欢的音乐，两人在简陋的屋里聊着天就把第一期节目给录了。于是，这两个年轻人成了“糖蒜”最早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