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西装领带也并未能遮盖赵昱“肉眼可见”的焦虑感。面对这一眼即被看穿的无奈，赵昱打趣地说，“过劳肥真是有目共睹。”

作为基金合伙人， 2019 年赵昱“不堪重负”的感受并不是特例，“大家都遇到了困难，只是说与不说的问题。”

“难”过，几乎成为了每个机构合伙人最如常的日子。

2019 年，创投机构洗牌继续。CVSource投中数据显示， 2019 年前 11 月，VC/PE募集完成基金共 480 支，同比下降45.27%，募集总规模1206. 62 亿美金，同比下降18.14%。即便是头部优质机构，投资活跃度与往期相较降温不少。

面临这场“血与火”的淬炼，“活下去”则成为了所有机构都秘而不宣的紧急任务。而扛下这把重担的，正是每个投资机构的合伙人。

2019 年，他们注定要在挣扎中负重前行。

伴随升职加薪而来的，还有一种不可明状的挫败感。 2019 年 10 月的一天下午，在上海金融街的星巴克聊完一个项目后，王腾数了数 2019 年看过的所有项目，又无奈转头算了算自己手里还没投出去的钱。

“只能说，这是对我职业能力的一场考验。” 2019 年早些时候， 32 岁的王腾刚从投资经理升职为机构合伙人。王腾没想到这次晋升的“庆祝礼物”会如此令人不安。

这是国内一级市场正在经历的历史性洗牌的连锁反应。从 2018 年开始，市场化资产端骤然收紧，随之而来的资本寒冬似乎吞噬了大多数投资人的快乐与热情。这种“悲观”情绪甚至蔓延到了创投圈的每个人身上。

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曾因投资玩蟹科技获得 1500 倍回报，在天使投资领域一战成名，被称为投资圈的“战狼”。但在资本不景气的 2019 年，吴世春同样感受到了压力。

“主要是募资难度大了许多。特别是，很多LP到了最后一刻还会有所考虑。”吴世春告诉投中网，相比于前几年， 2019 年的工作强度增加了不少，除了募资之外，还加强了项目退出方面的努力。

回看 2015 年前后天使投资的空前活跃，如今的吴世春不免有些“孤独”。

“有些同行去做FA了，有些去追区块链了，还有一些彻底转型离开了这个行业。”在吴世春的描绘中，可以感受到，这一年，天使投资过得并不容易。

对于相对年轻的赵昱来说， 2019 年，虽然踩中了产业互联网的赛道鼓点，但却没逃过行业下行周期带来的焦虑。面对那种“肉眼可见”的焦虑感，赵昱打趣地说自己患上了“过劳肥”。

超额的工作时长、繁重的投资任务，赵昱的工作重心全部扑在了捕捉“好项目”上。然而，看的项目越多，越是觉得靠谱项目太少，毕竟，布局To B领域，必须要先行看到项目的落地场景与获客能力。于是，在投资中，赵昱时常会陷入自我怀疑，质疑自己的专业判断与职业水平。

“ 2019 年，大家都遇到了困难，只是说与不说的问题。”赵昱很清楚，不同于投资经理或者机构的其他职员，基金合伙人承担的就是联合创始人的角色，因此没有那么多所谓的选择，或是转身或是逃离。赵昱唯一能够做的，只有奋力穿越周期。

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是太过难熬，也许是不愿高调，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如今有些机构合伙人并不愿意过多对外透露基金的成绩，即便这个IRR起码看上去还算乐观。比“惨”，好像成为了一级市场集体过冬最适合的方式。

例如，在被问到 2019 年终总结时，吴世春回答“满意”前的第一句话是，“如果说实话可能会招黑”。在吴世春看来，当下，只有比“惨”，大家才会心里好过一些。

总有一些事情在意料之外。

在投资行业，这些“意外”通常表现为风口的忽逝、转向，亦或是那些赌徒必胜算法的失灵。不管是何种情况，对于基金合伙人而言，这份“意想不到”即意味着不安全感，更甚于某些专业素养的缺失。

因此，在大多基金合伙人眼中， 2019 年，市场出清与漫长难捱的底层逻辑实则根源于认知偏差。而在泡沫被戳破的那一刻，把握未来与具备准确的预见性，几乎成为了所有合伙人的共识。

凯风创投创始管理合伙人赵贵宾把近两年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培养接班人，以及与基金的文化建设上。与此同时，赵贵宾的关键任务还有确定投资方向与布局调配资源。

“对于工作状态，前者的付出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后者。”赵贵宾深谙，当前这个阶段，基金的主要投向一定不能走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