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万里打起了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主意。因为团队曾在大学里有过机器人技术方面的积累，他找到国家机器人实验室，试探有没有可能承接一些国家科研项目。最后，他发现这个想法太幼稚了，碍于体制根本行不通。

　　碰壁后，他们决定研发机器人玩具。乔万里发现他的哥们简直是一技术天才，连续做出的20多个Demo，都是借助灵巧的机械设计做成像机器蛇、恐龙这样的玩具。另一个大学同学郭也在乔万里的说服下以兼职的形式负责电子技术。就这样，团队成型了。三人约定，乔万里负责解决资金问题和外联事宜，其他两人搞定技术和日常运营。公司取名“若态”，在回龙观租了一间民房，办公兼住宅。

　　一晃几年过去了，若态还没有产生任何收入，乔万里急了。这么多年，他一直拿不多的工资投入到若态。他有老婆，没有买房，还有2个弟弟妹妹等待他们资助生活或读大学;最难的时候，全家只剩7块钱。

　　“创业这么多年来，有几次都被逼到死角。包括后来我做胡莱老板的时候，做着做着我就哭了你知道吗?就是一想，太他妈不容易了。创业到现在，我自己从来都没有过节假日。”在胡莱游戏的公司会议室里，乔万里对《创业邦》说。这个接近6000平米的办公场地是胡莱游戏今年新搬进来的，位于鸟巢附近的国家会议中心4层，开阔、舒适。乘坐楼下的地铁8号线，一路向北，几站地就可达到当年若态的办公地回龙观。

　　乔万里意识到，若态最缺的是销售，要把东西卖出去才能赚到钱。2006年春节，他写了一封邮件，通过一个名叫Zoominfo的网站中转给香港、国外的几家玩具公司。邮件里，他自称是中国科学院的技术力量，正在做各种机器人实验产品。第二天一早醒来，他意外发现了好几封未读邮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Jakks Pacific、孩之宝等世界知名玩具公司纷纷示好，愿意专程飞来中国洽谈合作。

　　乔万里把他潜在的顾客带到回龙观的那间民房。“反正美国很多公司都在车库创业，我也没觉得有多丢人。”让他意外的是，真的有人掏出了3万美元作为意向定金。但是因为当时研发出来的玩具离所谓的产品还有一段距离，若态没有拿到订单。依靠3万美元的定金，他们勉强度日。

　　当时，对于乔万里和其他创业者来说，风险投资已经不再陌生。长期用工资反哺若态却不得回报的窘境，让乔产生了接受风投的想法。他通过关系找到一个天使投资人，先后用小部分股权融资两次共25万元，若态在资本层面的价值开始凸显。再后来，国内某知名创投公司向若态注资几百万元。

　　但是三个人在公司发展路径和战略方面出现了分歧。最后，负责机械设计的同学剥离了一部分业务独立出去，走项目路线。乔万里和另一个同学郭保留了若态的股份，公司也搬到了苏州。创办胡莱游戏以后，乔万里退出若态的董事长位置，只在其中扮演小股东的角色，这是后话。

　　解决了资金的问题后，乔万里从原先的20多个Demo中挑出了一个“电子拼接恐龙”，准备大批量生产销售。他判断这个产品一定会受到市场追捧。虽然满大街都是拼接玩具，但拼接起来后还能活动的玩具，市面上还没有。唯一卡壳的地方在于，其中一个生产工艺无法达到理想状态。按照分工，郭跑去广东制造商那里试制与盯产，有几个深夜他都忍不住给乔万里打电话说“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做不出来这个产品”。

　　乔万里思索之后，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最完美的产品。他告诉郭：“只要是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先往外卖吧。”他们去参加了很多展会，陆续获得了少量的订单，接着分别拿到了国内、德国和美国的教育类玩具金奖。终于，若态开始赚钱了。

　　乔万里吐槽，当时他就想，如果再次创业一定不会再去碰硬件生意了。“因为太苦逼了。你要担心生产环节，担心现金流。我们做的是外贸生意，有3个月的回款周期。有人下了400万元的订单，我就要砸400万元进去。如果这个订单取消了，或者货船在海上被一个大浪打翻了，就全完蛋了”。

　　有段时间，作为若态的董事长，乔万里过着双城生活。如果苏州若态需要他出面，他一般会向中科院请一天假，下班后换一套西服，直奔机场，搭最晚的一班飞机在凌晨1点左右到达上海，早上6点钟再坐火车，到苏州正好是8点上班时间。处理事情完毕，当天他再按照同样的方式折回北京，第三天早上回中科院上班。有时候每周他都要往返苏州一次，甚至两次。

　　迄今为止，苏州若态电子拼接恐龙的单台销量已经超过30万，今年的销售额预计会逼近3000万元。乔万里说：“坚持到最后，终究是能够起来的。”

　　我一定会成为亿万富翁

　　大学毕业时乔万里就强烈地自我暗示：“未来我一定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只是我不知道路在哪里。”

　　“他对成功的欲望比较强烈。他看起来不是那种所谓的海归，也不是什么名校出来精英感很强的人。他就是很踏实，很渴望成功，而且很认真学习。”在亚杰商会结识乔万里的一名学员说。

　　乔万里身上这种强烈寻求成功的渴望，在清科创投董事总经理叶滨初次接触他时就已经明显感觉到。当时，胡莱游戏在西玛公寓租了一间三居室，里面塞满了人。叶滨和乔万里躲在旁边的阳台上聊天，他当时的感觉就是：“乔万里拿了你的钱，就一定会很拼命地去做事。”叶滨分析，一方面，乔万里给自己本身的驱动力很强;另一方面，创业以来长期没有受到过认可，这对他也是一种刺激。

　　乔万里经常会跟周围亲密的朋友、合作伙伴提起一句话，“我将来一定是一个亿万富翁”。他对成功渴望至极，以至于身边的朋友几乎不能理解，要么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要么认为这种人离自己很遥远，不可能出现在自己身边。他需要找到一条能通往更大成功的路证明自己。

　　乔万里在中科院差不多待了10年，即使后来开始做胡莱游戏，他依然属于兼职创业，并没有完全脱离体制。这种状态持续到了2010年。长期使用分身术，乔万里的解释是：“当时我最大的想法是做科技副市长，这个梦想还没破灭;另一方面，虽然从中科院拿到的钱少，但有一个阶段，若态确实是在靠我的工资支撑，所以不能轻易丢掉这个饭碗。”

　　实际上，面对创业和体制，哪种更能接近理想，乔万里曾经徘徊不定，直到胡莱游戏成功。很多年后，他跟郭一起喝酒谈起当时的内心历程，乔承认，他确实摇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