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杉资本的合伙人每个月会听200多次推介，而他们通常只会投资两家公司。无论会面的结果是“接受”还是“拒绝”，创始人都觉得与红杉资本的接触是生命中最宝贵的经验之一。莫瑞兹就像侦探，不放过创始人所做推介的每一个细节，并会提出一些极其深刻的问题。

　　博塔、林君睿和施莱尔就像增长黑客(growth hacker，)，想方设法让面向消费者的初创公司以更快的速度扶摇直上。哥根和戈兹就像技师，利用他们与企业应用科技公司交往25年的经验来衡量初创公司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然后是莱昂内。这个来自意大利热那亚的男人喜欢一见面就刁难创始人，好看看他们是否具备达致成功所需的坚毅品格。经验丰富的硅谷高管托尼·辛格尔(Tony Zingale)回忆说，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会面中，莱昂内把辛格尔的简历扔到桌对面，吼道：“你对管理初创公司知道些什么啊?”他们吵了10分钟，然后莱昂内宣布：“好吧，现在我们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家伙。现在我们可以开会了。”

　　如今，辛格尔是Jive软件公司CEO，这家得到红杉资本投资的公司提供企业/社交软件。辛格尔说，莱昂内在拒绝时毫不留情，就像是当面打脸。刁难很快被遗忘。莱昂内经常说辛格尔是红杉家族的一员。“他也是脾气火爆的意大利人，所以我们很合得来。”辛格尔说。

　　Medallia公司联合创始人和CEO博奇·哈尔德(Borge Hald)在2012年见识了莱昂内的“毒舌”功力，当时这家客户服务软件公司正在寻求第一笔外部融资。其他的大多数风投公司“都奉承我们，说我们非常出色，无可挑剔。”哈尔德回忆道。“但莱昂内却对我们毫不客气。他说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加强销售，还说在一个到处充斥着能量与混乱间较量的世界里，我们充其量只相当于熵。”莱昂内的尖刻批评收到了成效。尽管那些温顺的竞争对手给出了更好的条款，但Medallia还是决定与莱昂内签约。

　　红杉资本备受创业者追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愿意为了那些最有前途的公司而迅速行动。周一上午向红杉资本合伙人作推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下午就能得到投资的口头协议。如果想看投资条款清单，要点就列在一张纸上，而不是律师撰写的长篇备忘录。

　　红杉资本的工作效率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其中包括特斯拉汽车CEO埃伦·穆斯克(Elon Musk)。穆斯克回忆说，当他在1999年创建贝宝(PayPal)时，尽管律师们还没有完成所有的文书工作，但红杉资本已经给他汇了50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

　　“别把生活搞得太复杂。”住宅改造平台Houzz的CEO阿迪·塔塔科(Adi Tatarko)说。她和丈夫阿隆·科恩(Alon Cohen)在2009年共同创建了Houzz，此后一直努力构建这家网站。当Houzz在2011年进行融资时，另一家风投公司给出了更高的估值。但她说，红杉资本因为“非常直接和快速”而赢得了两人的心。

　　塔塔科和科恩在以色列长大，穆斯克生于南非，哈尔德来自挪威。福布斯的分析显示，荣登全球最佳创投人榜的红杉资本创投人投资的初创公司中，59%都至少拥有一位外国出生的联合创始人。如果在世界地图上插旗，你将发现红杉资本投资过的创业者出生于乌克兰、爱尔兰、芬兰、希腊、印度、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和其他十多个国家。相比之下，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的数据显示，在所有美国初创公司中，仅仅四分之一拥有至少一位移民背景的联合创始人。

　　红杉资本与硅谷最优秀移民人才之间的联系很难说是巧合。莱昂内生于意大利，其他合伙人来自威尔士(莫瑞兹)、南非(博塔)、台北(林君睿)和美国东北部拥有悠久历史的地区(那里的人也把自己视为移民)。加州本地人在这家公司里很少见。人人都是外来者，仍然试图在新的土地上得到接纳和成功。

　　因此，红杉资本合伙人不介意到破烂的咖啡店和租金低廉的办公室寻找伟大的初创公司，因为这类公司常常就诞生在这些地方。其他创投人则去圆石滩的高尔夫球场或者达沃斯和阿斯彭论坛等高雅会场寻觅成功。“我们不去那里。”莱昂内说，“未来的创业者不在那里。”

　　风投公司似乎经常内讧，就像卡戴珊的婚姻。雄心勃勃的年轻合伙人与年长的合伙人长期不和。公司内部常常就谁有真本事而不是靠运气、谁应该获得收益的大头以及谁应该被踢走等问题争吵不休。再加上个人恩怨或者轻率行为，风投公司的争吵很快就会变成律师们的盛宴。

　　但红杉资本长期以来都是个例外。该公司的招聘习惯、日常工作实践和薪资制度存在某些独特之处，这使红杉资本能够保持内部和谐，并在必要时实现新老更替，而不会产生任何冲突。老一辈合伙人套现退出，新一代合伙人取而代之。该公司的运作符合莱昂内对意大利大家庭的看法：性格多样，饱经兴衰沉浮，但无论如何都会保持团结。女性?目前红杉资本还没有女性担任美国投资高管，但表示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聘请到一位。

　　“我们想招募那种出身贫寒、渴望成功的人。”莱昂内说。“我们想建立那种员工愿意同甘共苦的企业文化。”红杉资本确实聘请了一些毕业不久的商学院学生担任没有投票权的初级合伙人，而该公司把更加重要的合伙人职位交给了经验丰富的科技高管，比如来自Zappos的林君睿、来自谷歌的布赖恩·施莱尔和来自AdMob的奥玛·哈默伊(Omar Hamoui)。这些人都是熟人，他们曾在红杉资本投资过的公司里工作了多年。

　　例如，施莱尔在2008年向红杉资本推介了他的三个创意。莫瑞兹都不喜欢，尤其是那个仓促构思出来的、让手机配备大按键以方便老年人使用的创意。但莫瑞兹现在回忆说：“施莱尔最出彩的地方在于他的个性。”大按键手机可以以后再说。红杉资本认为，施莱尔那种真诚、谦逊的性格正好适合该公司。

　　每周一早上8点，红杉资本合伙人都会聚集一堂，讨论投资前景，并对现有投资组合中的公司进行评估。谦逊是不成文的内部规则。“关键是作出正确的决策，而不是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吉姆·戈兹说。新合伙人(Clearwell公司前员工)艾瑞夫·希拉里(Aaref Hilaly)说：“如果你一次讲话超过90秒钟，那么你可能说得太久了。”

　　不同于华尔街的积极参与型投资者(他们鼓动大规模重组，希望藉此使公司股价在一天之内急速上升)，红杉资本合伙人对企业的不懈帮助着眼于不值得为此发布新闻稿的点滴之处。当WhatsApp难以招到工程师时，戈兹与至少6位候选人及其配偶共进晚餐，向他们保证这家低调的初创公司确实拥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