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6岁，杨歌的每次社交都要精心算计成本。 当年他每天做表格，一次社交活动的现金成本、时间成本都记录在内，“花200块参加一个活动，结果什么也没落着，光给别人捧场了，这事肯定不干”。

　　由于家境不错，打小不坐地铁、公交的他，也挤进了当年的2元地铁。

　　进到新的环境，杨歌才明白，先前的小苦算不得什么，新一轮被虐才刚刚开始。

　　在KPMG，杨歌的领导比他小两岁，把杨歌唤作“小孩”。杨歌每天被派去“常驻”打印室，并一次次被要求返工。“这个钉子歪了重新打，打印纸的边不够宽，重新打。”训斥声在耳边环绕，他想起了电影《角斗士》里的画面。

　　“有一个会七种语言的人被抓起来，最后被砍死了。他在临死前说我会七种语言，照样被砍死，因为这些才能在这里都没用。又如《肖申克的救赎》那般，要想的是你怎么离开这个地方，而不是说你有什么其它能力。在那个场合下其它所有东西都是负分。在这里是零分，别的地方加一万分也没有用。”

　　这段经历亦被杨歌总结。“一个想要成功的人必须要学会跪下，给别人跪下，给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跪下。并不是说膝盖跪下，而是自己真正低头。因为很多槛，你硬磕磕到头破血流可能也过不去，但是你一旦跪到地上，发现这个门槛没多高，一下就过去了。”

　　一低头，皇冠掉了，一下跪，骄傲破碎。杨歌觉得，不敢低头下跪，让很多同龄人沦为平庸。他曾在的北京五中，加上清华北大校友圈，大多数人之后没有特别大的成绩，90%因为放不下自己，好汉只提当年勇。

　　就像回炉重造，杨歌跨界疯狂弥补短板。早在2013年，他已是大江投资副总裁;期间，他还历经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次创业，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创业，他为了扩大知识结构及人脉圈子创办了青年精英商业联合汇(凯业网)。他们的活动从早期的五六百人规模的商业社交聚会，到最后一场活动只有不到十个人参加，只能组织打麻将。

　　由于股权稀释太多、商业模式不赚钱，凯业垮了。杨歌及时止损，注销公司、清理财务… …“相比第二次创业，有了风控的经验，做不下去不能继续亏钱。人脉也拿到了，该清算的也算清楚了。”

　　他的心理建设却没跟上，花了一年时间来疗伤。负面情绪累积，2013年再次爆发。

　　创业连续失败，内外压力下，27岁那年，杨歌觉得自己变得有惰性了，那是他唯一在办公室会打游戏的一年。“从18岁到今年32岁，14年我没浪费过时间，基本是一年当别人三年用，浪费了一年，现在都超级后悔。”

　　这像一场马拉松比赛，之前憋着劲跑在前面，一下偷懒停滞不前，他慌了。

　　原本定在年末的订婚旅行，成了杨歌一人的生死边缘之旅。订婚前，他与女友爆吵了一架，一个人带着一张信用卡、一只小包，跑到了日本。

　　本想去大阪睡胶囊酒店，才到名古屋，杨歌就崩溃掉了。他一人走在清冷的街道上，冷风钻进骨缝，天空灰蒙蒙，说晴不晴，说雨不雨，他感觉周遭被阴云包围，静的听不到一丝风声。

　　那天是12月31日，一年的最后一天大脑里竟没有东西值得总结。一个人不知走了多久，没有进食的身体不受控制地上吐下泻，185cm的大个子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没有血色的脸如一副面具，挤不出一滴眼泪和笑容。“已经傻了。”

　　失联一天后，家人朋友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轰炸，处于死机状态的杨歌，机械地接电话，折腾着买票回国，“隐约有意识，要玩下半场，得活过来”。

　　这一场爆发的抑郁症，等飞机降落烟台，杨歌才有些回魂;转机到京，他才完全活了过来。

　　捡了一条命，这让他丢掉了之前过多的感性成分。“路过这种生死交接的地方，你就看开了，就是随便，其它事情都随便。”

　　此后半年，杨歌每天对着电脑，用英语跟自己对话。他打趣道：“毛大庆毛总原来就是抑郁症，后来通过跑步调整过来，调整过度变成了一个‘话唠’，我也是。”

　　杨歌认为，做人和做事情都是一条设计好的抛物线，你要是冲下去，就像坐过山车，冲不到最底下就冲不上去。

　　冲过了险些跟死神打个照面的谷底，他坦言，从那天起，到今天止，自己从战略上基本没走下坡路。

　　第八次创业-星瀚

　　属于杨歌的这条抛物线，前半程的七次创业失败，似乎都在为第八次创业蓄力反弹。2014年初，杨歌决定成立星瀚资本。

　　在他眼里，这是件太顺理成章的事儿。

　　七次创业，丰富了人脉和技能，经验覆盖了大多行业。“每一行的人，肚子里算什么小九九，都能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