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Uber的爱超过世界上的所有一切。在个人生活的这段困难时期，我接受了投资者的要求，选择离开，让Uber可以回归常态，而不是因为又一场斗争而分心。” 昨天，Uber创始人兼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Kalanick)被迫辞去CEO一职。

　　过去八年来，卡兰尼克曾带领Uber开辟了多个国家和城市，并使之成为外界眼中敢于颠覆传统和挑战权威的创新者。然而在投资方“推动Uber前进”的压力下，卡兰尼克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决定。

　　这种压力来自于Uber今年以来接连不断的危机，这家估值已经达到700亿美金的公司需要突破内部瓶颈开启新阶段。

　　从管理层的动荡(Uber已经损失包括总裁、公关总监、财务主管、自动驾驶部门主管、工程高级副总裁、人工智能实验室主管、地图部门副总裁、全球汽车项目副总裁、亚洲业务总裁和产品及增长副总裁等约10位高管)，到被曝出存在性别歧视和性骚扰问题，以及被Alphabet旗下无人驾驶汽车部门Waymo起诉盗窃其无人驾驶技术的关键部分，Uber已经成为硅谷创业文化走向失败的典型案例。

　　Uber现在所面临的种种，与卡兰尼克的性格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创业初期引导这家公司凶猛扩张、一切均以完成业绩指标为目的的价值观准则，如今已经开始显现出负面效应。

　　无论是命运还是性格，在很多人看来，卡兰尼克像极了当年的乔布斯，而一手打造了全球估值最高创业公司的他，还有机会卷土重来吗?

　　卡兰尼克的激进与Uber的快速扩张

　　卡兰尼克的座右铭是“增长高于一切”。

　　他的创业导师，同时也是NBA球队达拉斯小牛队老板、亿万富翁投资者马克·库班(Mark Cuban)曾如此评价他，“卡兰尼克最大的优点是，为了实现目标，不撞南墙不回头;卡兰尼克最大的弱点也是，为了实现目标，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也是概括此人性格的最恰当方法。”

　　卡兰尼克自带的“激进”属性使得Uber得以在众多进入的国家和城市快速发展。他曾公开表示，“能够实现激进增长目标的创新公司，将能够比普通公司更快的募集到资金。”

　　数据显示，在2014年到2015年国际扩张期间，Uber在2015年的营收直接翻了四倍。不过，Uber凶猛的扩张背后，是连年亏损。Uber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净亏损为28亿美元，远超过2015年的19亿美元。

　　在扩张过程中， Uber也没少凭借侵略性在全球多个城市制造“麻烦”：在美国、欧洲和亚洲，与出租车公司、法院、政府、行业监管部门的摩擦司空见惯，关停、罚款、搜查也经常发生在它200多个城市分公司中，即使如此它依然没有停步。

　　在司机招募方面，Uber曾采取过非常激进的措施。比如，借助Uber称之为“品牌大使”的合同工，他们反复使用Lyft和其他竞争对手的服务来挖角他们的司机，并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来避免被人发现。

　　卡兰尼克个人好斗的性格也显随之显现。有媒体报道称，卡兰尼克将拒绝Uber的人统统视为敌人。“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火力全开，带着脏字反击。以嘲讽的口吻说‘首尔政府还生活在过去’，谴责堪萨斯政府是‘反科技’，而德国的竞争对手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叫出租车的混蛋’”。

　　而在Uber员工的眼中，卡兰尼克的形象被外界过度妖魔化了。一位与卡兰尼克有过多次接触的前Uber中国核心员工对腾讯科技表示，卡兰尼克私下里就像是一个邻家男孩，话不太多;不会在意管理层级的条条框框，没有老板架子，愿意听取员工的意见;欢迎争辩，从而找到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法。”

　　从另一方面讲，卡拉尼克更愿意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2015年新年前夕，Uber将此前在其它市场推出的动态价格功能投入到中国市场，新年夜里，Uber中国每个城市团队都严阵以待，时刻关注用车需求和车辆供给的变化曲线，而Uber的后台则会由系统算法自动根据叫车人数以及在线车辆供给的变化实时决定车费的动态价格。

　　卡兰尼克的新年前夜也是如此度过，在Uber总部关注全球各个市场在新年夜经历的供需变化以及价格变化。

　　经历当时这段历程的前员工告诉腾讯科技，尽管当时Uber受到来自全球范围内对动态价格功能的争议，但卡兰尼克依然坚持这一选择，在他看来，由算法和价格杠杆来平衡供需，是保证Uber的可靠性，总是能叫到车的最佳方式。不过，吸取了当时争议的教训，Uber中国在第二年的新年和春节前都对用户进行了出行峰值和可能溢价的提醒，给用户提出了合理的打车时间建议。

　　对中国市场“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