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创投迎来了元年。时隔多年，郑伟鹤曾回忆，“ 2000 年成立时，大家都非常期待创业板开闸，投资了很多项目”。这是当时本土创投机构的一个缩影。

本土创投史上第一次寒冬

那时创投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炒股

好景不长，这场创投春风戛然而止，寒冬不期而至。

2001 年初，纳斯达克神话破灭，香港创业板也从 1200 点跌到最低的 100 多点，国内股市丑闻频传，情势急转直下。 2001 年 11 月，相关部门表示，要吸取香港与世界其他市场的经验，把主板市场整顿好后，才能推出创业板。

创业板计划被搁置，对于尚在襁褓之中的创投行业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众所周知，退出机制对于创投而言就是生命线。创业板叫停，创投机构退出无门，整个行业如坠冰窖。

2002 年，本土创投遭遇史上的第一次寒冬。当时中国创投行业有多惨淡——全面衰退，全国创投投资案例从 2000 年的 434 起下降至 2002 年的 226 起。期间，深圳一百多家创投机构以及证券公司，死掉了一半，很多创投机构也纷纷转行。

回忆起这段往事，王守仁向投资界(ID：pedaily2012)表示，“当时出现寒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本土VC们的投资没有回报，退出无门，资金全部打了水漂，后续投资无以为继，创投机构纷纷转型或者退出创投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深创投、达晨等今天知名的本土机构在那一年的日子都不好过。“和其他苦苦挣扎的本土创投机构一样，达晨过得很辛苦，人手极少，投资亦极为谨慎，每年仅投资一两个项目。”肖冰曾在之前的采访中透露。

在本土创投最为惨痛的“寒冬”时期，肖冰与达晨结缘。“很多员工觉得没有希望就离职了，整个公司最后剩下几个人……在深圳成立了几百家创投机构，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在市场做投资可能只有 5 家左右的机构，在继续坚持。”

那时候，创投企业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炒股。王守仁解释，“当时，大部分创投机构的投资人都是炒股票出身，几乎没有科技出身。”寒冬之下，不少投资人也迫于现状，转身干起了老本行。但是，由于 2001 年- 2005 年股市行情欠佳，许多创投企业还是倒闭了。

中国创投史与互联网史就像是两条不断交织的车辙，彼此息息相关。当本土创投苦苦挣扎时，以熊晓鸽领兵的IDG为代表，美元基金主动出击，捕获“物美价廉”的互联网公司。

2002 年的一个夜晚，IDG合伙人杨飞与李彦宏围绕改变商务模式这一问题，谈了整整 6 个小时。百度第二轮融资的时候，杨飞代表IDG投入 150 万美元，IDG共获得百度5%的股权。

一役过后，百度最终成为搜索引擎老大并最终位列BAT三巨头之一，杨飞也成为当年最具影响力的投资人之一。

艰难复苏

本土创投迎来首个退出案例

随后 3 年，冰天雪地的冬天逐渐解冻，本土创投复苏。

2003 年，创投行业显露出一丝“回暖”的迹象。虽然本土创投仍旧挣扎在温饱线上，但是外资创投再次隆重出场，以老虎基金为代表的外资主流基金重返大陆。这一年，软银亚洲 4000 万美元注资盛大;蒙牛的融资揭开了大额投资并购的序幕;掌中万维、 3721 的并购则为中国创投开拓了新的退出思路;成立仅仅 4 年的携程成功上市，更是塑造了一个神话。

2004 年，中国创投行业延续了 2003 年以来的回暖趋势，投资更为活跃，并首次突破 10 亿美元大关。据当年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2004 年的投资案例数量较 2003 年增加43%，投资金额上升28%，中国创投业由此进入到一个全面复苏和加速发展的时期。

同年，阿里巴巴宣布获得日本软银集团、富达(Fidelity)、Granite Global Ventures和TDF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8200 万美元的战略投资，这是当时国内互联网企业获得的最大一笔风险投资。

与此同时，空中网、51job、金融界等多达 8 家互联网企业破纪录地集中于 2004 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加上之前的盛大网络， 2004 年中国互联网圈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窗口期”。中国市场的活跃，也开始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外资基金，凯雷、DCM、NEA等先后在国内设立分部，意味着中国创投即将迎来一个“黄金时代”。

2005 年，本土创投迎来新生。这一年 4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这也就是载入中国资本历史的“股改全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