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wley通过向朋友学习，再加上一部分自学掌握了写代码，当得到了一份程序员的工作后，她进入了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工作环境。Rowley经常被邀请以女性视角来表达观点。“这有点奇怪，但氛围变得不一样，你是这屋子里唯一的女性，而他们必须正视你。”她说，“我开始想如果有更多女性进入这个行业，这一点点变化会带来什么?”

　　因此，她创立了一个专门面向女性的代码工坊，这引起了Rick Turoczy的注意，他是波特兰PIE孵化器的联合创始人兼总经理。Turoczy鼓励Rowley把它做成生意，但Rowley坚持工作室应是非盈利的，它旨在帮助那些被忽略的女性群体，如单身妈妈，她们没有钱也没时间去参加为期一个月的软件开发训练营。尽管像PIE这样的孵化器更多地关注有盈利能力的初创公司，得到股权以期未来更多回报，但“我们更发自内心地认为PIE是个实验机构”。Turoczy说：“关注Rowley这样的人，看着她尝试为波特兰创业圈输送更多人才，这本身就是个完美的盈利，所以我们还是投资了她。”

　　2012年7月，PIE为Rowley提供了1.8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她启动Code Scouts。Code Scouts初期的资金极少，有一群志愿者帮忙，这个初创企业集结了一群乐于在相关领域学习的110名学生，并召集了30名老师。学生会学习写一些简单的程序，比如网页辅助工具、自动聊天软件等;导师会评估他们写出来的程序，并为其提供职业指导。有些学生甚至可以到导师合作的公司实习，获得实践经验。

　　“我们当然不会只待在波特兰，肯定要走向世界。”Rowley说。她正在为Code Scouts绘制蓝图，“只要在这些城市找到愿意提升自己的人，就能帮他们梦想成真。”

　　Nicole Glaros：打造最有眼光的孵化器

　　90%从Techstars毕业的项目都找到了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或得到投资，这是Nicole Glaros赋予Techstars的“杀手级技能”。

　　文 | Joe Lindsey

　　大多数创业者都是在接受职业规划课程后去创业的。Nicole Glaros一年就帮助了10～20个这样的初创企业启动。现在，她是Techstars孵化器在科罗拉多州Boulder市和纽约市的运营总监。

　　Glaros会从申请者中挑选1%去参加为期3个月的孵化项目，引导他们完成从创业初期直到成功的过程。

　　快人快语的Glaros从某种程度来说，并不完全像是一个“造星者”。她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中获得了权势。在Techstar近1000名创业导师中，Glaros最与众不同的是她的创业故事没那么火花四溅。

　　1997年，Glaros和父亲一起做了一家物业管理领域的电子商务公司，非常成功。但之后的两次创业都遭遇惨败。她说：“我发现当我独自创业时，原来我没有什么魔法，那都是我父亲的。”

　　尽管如此，失败的经历让她有机会在Boulder市的一个科技孵化器得到了工作。在这期间，她才明白自己创业的失败是因为执行力和人脉上的欠缺所致，这使她萌生了为其他创业者当领路人的想法。“当然也不是所有事我都知道答案。”她说，“但我确信我能找到知道答案的人。我的工作就是为这些初创公司找到对其最有帮助的人。”

　　2009年，Techstars联合创始人David Cohen发现，Glaros在为创业公司和外面的导师做匹配方面的本领过人，遂邀她加入。Techstars为选中的初创企业提供商业指导和融资服务(包括1.8万美元的种子基金，创业者还可选择10万美元的可转换债券票据)。但Glaros说，孵化器最重要的角色不是给钱，甚至也不是为创业者和投资公司搭桥，而是引导。

　　“我经常听到创业者说，‘噢!如果我们有25万美元，或者我们能融到100万美元，公司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她说，“但实际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你的人，他们真的对你的成功充满了激情。”

　　Techstars的导师名单中包括一大群成功创业者、产业专家和VC，比如Twitter的CEO Dick Costolo、天使投资人Esther Dyson、视频网站Vimeo和Collegehumor的联合创始人Josh Abramson。

　　Glaros和Techstars在另外7所创业学校的运营总监一样，就像是各个初创项目的总路由器，将初创企业和导师、专家、投资人或其他她认为能帮上忙的角色连接在一起。她把这种牵线称为Techstars的“杀手级技能”，90%从Techstars毕业的项目都找到了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或得到了投资。

　　“Nicole的眼光惊人。”Techstars的Cohen说，“她对人有本能的敏锐直觉，早期初创企业要干的事就是找人。”

　　她还会再去创业吗?她找到创业魔法了吗?“每年我都会有再创业的冲动。”Glaros承认，“但每年我也在问自己：‘你在哪儿能得到最大的收获?’其实还是在Techstars。与其自己做一个公司，不如去帮助10个公司。”

　　Caryn Seidman-Becker：一个倒闭公司的新生

　　Clear的倒闭从未使Seidman-Becker丧失信心，她坚信生物测定技术最终能改变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出行方式。

　　文 | J.P.P

　　Caryn Seidman-Becker每次从佛罗里达奥兰多市中心到机场，经过登机、在座位上做好直到机舱门关闭、飞机起飞，总共只需要一个小时。“从迈出家门到机舱关门，就一个小时。”这位Clear公司的创始人兼CEO强调。

　　这是怎么做到的?奥秘在于安检。Clear用基于人脸和语音的双重生物测定算法，让其会员客户规避了这个登机过程中最繁冗的环节。会员的生理特征、指纹特征、虹膜辨识等都被记录在会员卡的内置芯片中。持会员卡无需跟随长队等候安检，只需在机场的特殊安检亭办理登机。

　　Clear由媒体人同时也是创业者的Steven Brill于2003年在纽约创建(后更名FlyClear)，它赢得了20万名付费会员的心。那时，Clear已经至少和12个机场达成合作，在2009年经济危机前，也拿到了7500万美元的投资。2009年12月，由于负债3300万美元，公司倒闭，电脑里的一大批客户数据无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