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是舶来品，发源于美国。 1946 年，美国第一家风险公司成立，开启了全球创投界的拓荒之路。自该概念被引入中国以来，历经近 30 余年的发展，中国的创业投资行业在尝试和学习中蹒跚成长。

由西安市委、市政府主办的“ 2018 全球创投峰会”将于 9 月5— 6 日在西安举行。峰会邀请到全球知名经济学家、投资人、创业者汇智云集，共商全球创业与投资机会，共促创投行业创新发展。在大会召开前夕，记者采访到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就中国创投行业发展趋势及硬科技投资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美国风投发展史対中国的启示：风险投资起源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初期产学研的需求

作为硬科技理念提出者，米磊多年从事科技成果产业化和硬科技企业投资孵化，同时对于世界科技革命发展史深有研究。他认为，在人类历史的三次工业革命中，每一轮科技创新都会引发资本集聚，包括投资人博尔顿资助瓦特的蒸汽机产业化等，而以集成电路和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直接催生了现代风险投资的诞生。

1946年，长期致力于实施产学研计划的MIT校长康普顿，推动发起了ARD公司，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早期基金 350 万美元，来源于MIT等四所大学和金融机构，其投资目标是将二战期间发展出来的军用技术民用化。1947年，ADR下注 20 万美元投资了现代风投史上的第一家公司——高瓦特电子。在退出时，ADR赚回 180 万美元，收益翻了9倍。

1957 年，ARD出资 7 万美元，投下了风险投资史上最著名的项目，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mpany ，DEC)，14年后该项目为他们赚了3. 5 亿美元，造就了投资界的传奇始祖。此后，几乎每个风险投资人都梦想投出一个DEC。

“集成电路带来了信息革命，也同时引发了硅谷风投的兴起。”米磊举例说， 1972 年红杉资本成立，其创始人瓦伦丁是仙童半导体的销售。而在 1972 年，仙童“叛逆八人帮”之一的尤金·克莱纳创立美国最大的风险基金KPCB。“这些风投资本让集成电路的产业化应用得以实现，为英特尔、苹果等为代表的pc硬件和软件服务奠定了关键基础。”

20 世纪的四大发明——激光、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全部诞生在美国，这与美国投资者们的有形推手是分不开的。从 1946 年到 1995 年间，美国主流的风险投资都聚集在科技成果转化和硬科技领域，包括集成电路和光通信网络等，而这些领域恰恰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米磊说，信息时代的美国经历了四次创业和投资浪潮，前三次是硬科技，之后才开始转向互联网以及商业模式创新，但整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都是以硬科技为本源。

不可否认，互联网的投资回报率非常可观，这种高产出比满足了资本家的逐利本性，但随着模式创新红利的消失，美国资本的嗅觉再次转向了硬科技创新。米磊提出观点认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蓄势待发，以人工智能、光电芯片等为代表的硬科技再次成为了全球风投市场的核心。

米磊的论断在以谷歌母公司Alphabet为代表的全球科技巨头的资本动向中得以佐证，分析Alphabet的投资布局不难看出，其重点关注无人驾驶、云计算和量子计算等领域，正是硬科技的范畴之列。而包括巴菲特、孙正义等在内的顶尖投资大佬，近年来也都在抢占商业航天、物联网、机器人等硬科技产业。

美国风投的发展史，为中国提供了借鉴。米磊认为，过去 30 年来，中国出现了三次创业潮，依托的是人口红利，以市场驱动为向导。第三次创业期以互联网和模式创新为主，从 2000 年左右的BAT到 2010 年前后的小米、滴滴等公司，虽然提升了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但其本质享受的还是硬科技创新带来的互联网红利。

进入 2015 年之后，由硬科技带动的互联网红利消失，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大批量倒闭破产，很多曾痴迷于O2O和共享经济的资本家深陷泥沼，互联网经济资本泡沫吹弹可破。与之相应，中国的经济增长曲线进入了驱动力不足的平缓期，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都遭遇了巨大瓶颈，新一轮技术驱动呼之欲出。

2018 年年初，交通运输部公布一组数据：中国的 77 家共享单车企业中，有 20 余家倒闭或者停止运营。到了今年年中，共享单车巨头摩拜、ofo等相继被并购，ofo近日更是陷入拖欠贷款危机。曾经叫座又叫好的共享模式，被各类VC和PE们彻底打入“冷宫”。在米磊看来，不单是共享单车，多数模式创新均已陷入困境，互联网创业的最佳时代已然逝去。

中国未来三十年的主旋律：科技创业和硬科技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