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消费品和文化的渗入，铁板一块的传统价值观念被撕裂。85- 95 后生人展现出了前所未见的“代沟感”。他们的父辈身上，是中庸、内敛、自省的东方文化，以及，应该互相帮助、尊敬长辈、吃亏是福、不在意利益得失的革命集体主义印记。而他们从小接收到的动漫、电影、电视剧中，却存在另一套鼓励自我表达、鼓励自我实现、追求个人价值的矛盾表述。

当新旧交接的这一代人接触到社会时，冲击更加彰显。在市场经济下的商品社会中，他们被金钱的温暖和竞争的冰酷所改造——趋利避害，享受无罪，人理应往高处走。

两代人的观念冲突从未像这个时代一样激烈，而互联网的普及与媒介渠道的拓宽又使下一辈人有机会在还未成为消费主力时就具备一定的发声资格。于是在几乎每一个社会热点之下，我们都能见到以往似乎可以寻常达到的“社会共识”引发出讨论、争吵、站队乃至谩骂。

其时大多数媒体尚未捕捉到舆论场中纷杂乱象意味几何，但第一代互联网内容生产者，如咪蒙、三表、六神磊磊，已经在微信这个新的公共空间中抢滩登陆。

《奇葩说》更柔和也更聪明，它直接让“父辈”来到了现场。高、马、蔡这三个属于旧时代的老男人，虽然言辞犀利，气场也往往碾压，但他们百无禁忌，也不要求选手与他们保持一致。这样，《奇葩说》的消费就有了两层精神愉悦——第一层，我们看到自己的代言人们在台上，分享着新认知，说着我们没有机会和能力做出的观点表达;第二层，接近我们父辈年龄的大佬在与选手同时下场，他们毒舌但温和，轻易不会去批判，可以包容一切“奇葩”——这是生活中所难见的。

《奇葩说》的导师并不介意被娱乐、调侃和挑战

两年后开播的《吐槽大会》，则在消解权威、消解偶像上走得更近一步。《奇葩说》虽然是一个辩论游戏，但身处其中的选手，都试图通过讲道理来说服对方，几位导师也偶见严肃的观点与批判，例如高晓松引发争议的"名校大国重器论“。《吐槽大会》则完全放弃了寻求“说服”与“统一”，修辞的全部意义，在于将形象完美、高高在上的公众人物拉下马。观众第一次见到，往日里忌讳莫深的黑料与缺陷，可以被公然调侃，游街示众，这是一场令人兴奋的庶民的狂欢。

李诞独一无二的特质与节目产生了绝妙的化学反应。李诞身上既有从佛教精神中借鉴的“出世”感，又有毫不掩饰甚至刻意展现的市井俗气。当这样一个人摇头晃脑对你说“朋友，算了吧，人间不值得”时，我们在生活中、职场上、感情里积攒下的压力与不如意，在这一瞬间得到了释放——没那么多正确与高尚，不高兴的话，怼就完事儿了。

《奇葩说》和《吐槽大会》，是一群甘愿接地气的文化精英引领的一场反精英的秀。对于还在快速扩张的千万级脱口秀受众来说，也许是某个议题、某个明星或某段金句将他们吸引而来，但最终使他们留下来的，或许都是语言带来的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