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康最早在周营旧货市场从事旧家具回收和二手售卖，后来在新海内开辟了第二家门店，自从周营市场整体搬迁后他便将全部的家当放在了新海，但他对老地方依旧不舍。

“那个年代没有了，不知道未来的政策对我们是好还是坏。”李康无奈地对「子弹财经」说道。

王永利是李康的同行，自从市场搬迁后，他打算将前期回收回来的旧家具清仓后回距离北京 2000 公里外的老家发展，北京的高节奏已不再适合如今已近六十岁的王永利。

“我还是回老家发展吧，在北京这几年不好也不坏，但这里终究不是自己的家。”

王永利来北京打拼和生活已经二十余年，但一直从事劳动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没读过书，只能靠体力来挣钱。

在回收行业里，他没有选择其它分支，而是选择了做家具回收行业。“以前当过木工，对家具构造还了解，坏的家具本身修修就可以用。”

最早，王永利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去回收各种家具，这些年下来，光是擦汗的毛巾就用了上百条，三轮车从人工换上了电动。

目前，家具回收行业依然依靠传统人工进行回收，在互联网回收平台，还没有企业进军这一领域，主要的问题仍是人工和物流的成本高昂。

“像这家具，有的住户不要了让我们拉走，我们不仅不给他们钱，他们还要给我们钱。”王永利对「子弹财经」说。

人工和物流成本是压在回收行业从业者身上的一块大山。“自己干体力真不行，雇人就得开支，这搬一趟家具至少得 100 起，现在搬家都 300 起了，大件还另收费。”

“我一般收的都是好卖的家具，大衣柜、桌子、椅子、床等，买的多数是租房的租户或者房东。”王永利回忆着说。

前一年是家具行业的回收高峰期，由于一些产业政策原因，各区的落后产能开始淘汰，因此，一些厂房或员工宿舍中的家具开始被大批清理。

当时，王永利一天可以拉五六车，“那阵是卖的多买的少，价格一下掉了很多，像床一般回收是三五十，桌子二三十，大衣柜差不多五十，降了得有三分之一。”

“政策对他们影响还是很大的，对我没啥太大影响。”专营办公家具的李康对「子弹财经」说，办公家具一直稳定，无论是回收还是对外销售。

“椅子回收价大概十块，好点的二十也有，卖的话五六十，上百都有，挣个辛苦钱。”在李康的摊位，大大小小摆放着多种规格的办公桌椅，以及铁皮柜和保险柜。

“最早我在周营那边做，也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去找货源，一家公司一家公司的找，问他们有没有处理的办公家具，现在在网上就可以了。”

李康现在用起了互联网工具，在手机或者电脑网页上发布信息就会有人打来电话询问。

李康对「子弹财经」讲，现在他的回收主要靠 58 同城来打广告，卖主要通过一些小区的业主群或者闲鱼来卖。“不过 58 同城现在买广告真的很贵，推荐量不如以前了，感觉闲鱼比它好些。”

在互联网浪潮的席卷之下，越来越多的从业者不在仅仅依靠传统的走街串巷回收废旧物品，而是依靠互联网。

此前，国内各地对于废旧家具的回收再利用问题，曾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和尝试。最为消费者熟知的是一些社区联合家具卖场、家具生产企业推出了家具以旧换新政策。

该政策引导消费者可将旧家具折价，所得款项用于购买新家具，但最终这项计划未能长期推行下去，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家具卖场以此作为营销手段，而消费者并未尝到甜头。

“其实并不划算，因为你没有加人工和物流成本在里边，可能大多数人觉得卖了这个家具能有 500 块，但运费可能就占了一半甚至还多，最终到手里的所剩无几。”李康对「子弹财经」说。

「子弹财经」了解到，对于以旧换新时新旧家具的异地搬运问题，北京市曾出台有关政策，即当旧家具的回收地点与新家具的交付地点不一致时，消费者有两种选择：

一是找搬家公司将旧家具送至指定仓库，消费者自己承担运费;

二是选择家具厂商提供的有偿拉取旧家具服务，运费标准是北京四环内 200 元，四环至六环 300 元，六环外及外地费用由买卖双方商议决定。

如此一来，以旧换新政策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并不大。此外，家具厂商对以旧换新政策的积极性也不高，因为其回收旧家具后需要面临较大的资金、仓储、物流压力。

如今，走街串巷喊着收废品的人少了，越来越多的社区在逐步建立自己的废物回收站，以实现统一管理、统一运输与统一回收。

2017 年，是再生资源业的“政策元年”，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再生资源回收相关政策，为回收行业规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2017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7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等 14 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循环发展引领行动>的通知》;

2017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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