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导演见面会，海选进来的选手们一个都没有入围，高嘉程的名字却被导演组写在了名单上。“我的选手一个都没进，我进了，这个事不合理吧?”他问道。后来，他就被调侃成了《奇葩说》的“黑幕”。

　　2015年初，24岁的高嘉程第一次来北京面试《奇葩说》选角导演。他是特地从西安赶来的，前一份工作是为国内一家主流视频网站拍自制节目。他的上级领导认为所谓“网感”就是秀下限，经常派他去做一些街头采访，口语中带着明显的器官性描述。类似于去大学校园，问“你第一次性生活在几岁?”

　　坐在三里屯的爱奇艺咖啡馆，《奇葩说》制片人牟頔和导演组的3个人翻看着高嘉程的这些过往“作品”，面无表情。他觉得丢脸极了，为了缓解尴尬，主动要求做自我介绍。或许是导演组对他的故事感兴趣，又或许是感动于他从西安远道而来的诚意，他们最终提供了这个机会。但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没想好要来北京生活?来这儿等于把一切推翻重新开始，你觉得值吗?”

　　高嘉程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能不能负担这里的生活成本，但他还是决定来试试。“我不去的话，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高嘉程毕业于西安一所普通高校的戏文专业。在国内的二线城市，影视行业的毕业生在本地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机会，他的同班同学，基本上都是为了混文凭进来的。高嘉程虽然对这个行业感兴趣，但对于如何开始一片茫然。

　　他曾尝试给一些小说杂志投稿。只有一家杂志社联系过他，编辑跟他讨论了几轮修改意见，最终跟他确认会发表。但没想到第二个月，这本杂志竟然停刊了，负责的编辑也再也联系不到。

　　像众多在学校教育中无所获得的大学生一样，高嘉程大二的时候就开始了社会实习。他实习的目的在于锻炼自己，多接触社会、经受磨砺。他热情满满，但后来才发现鸡汤真的都是骗人的，很多公司招实习生就是作为廉价的劳动力。

　　高嘉程曾经面试过新东方的班主任，结果被分配到仓库，每天和仓库管理员一起给全西安的十几家新东方校区送教材。一摞摞教材“人肉”搬到仓库，一天领30元的薪水。

　　他还去星巴克当店员。每天一边点单，一边做饮料、打扫卫生。有一次数钱数的慢了，店长把钱夺过来一把扔到他面前，说你这么慢客人怎么等得及。他蹲在地上一张一张把钱捡起来还给他。还有一次，晚上结束营业后，他没有锁好外部餐厅的桌椅。经理为了惩罚他，把桌子一张一张掀翻，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再重新锁好。这份没有尊严的工作，高嘉程坚持做了1年，一个月领800块钱的薪水。

　　这种背运气还一直持续到他工作之后。高嘉程曾经面试过一份“网络文学编辑”的工作，工作地点位于西安新区的一处荒地，他坐2个小时公交车抵达一栋6层小楼，进门看到一个大开间，光线很暗，50多个人围绕着2个大长条桌子，麻木地对着电脑前霹雳啪打字，眼镜上还反着光。

　　“那个画面很诡异。”高嘉程回忆。更诡异的还在后面，他被面试官叫到角落的一张桌子上答一份试卷，试题的最后一道，是评价并续写一个章节的黄色小说。和他一同面试的人，最后差点报了警。

　　后来，高嘉程就去了那家国内主流视频网站的西安分公司。在做自制节目之前，他还做过“电影编辑”，像“百度百科”一样，把名人的资料摘录编辑后放到网站上。高嘉程后来想清楚了为什么会有这家分公司的存在：因为岗位对人才的要求不高，也不会为此支付太多薪水，所以把技术含量低的业务放在劳动力更加廉价的二线城市。他入职的薪水是1800，工作了几年的人会涨到2500。“可怕的是，大家还觉得这样挺好的。”高嘉程说。

　　2014年底，《奇葩说》第一季开始播，高嘉程瞬间成了铁粉。他被这个网综输出的鼓励多样化和创造力的价值观吸引，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那个时候，他刚刚在视频网站工作7个月，每天花1小时工作，剩下的时间坐在椅子上发呆、看电影、刷微博。有一天刷到《奇葩说》的微博在招人，“也不需要你们有什么工作经验，只要你合适我们这个团队，哪怕就是一张白纸也可以。”

　　高嘉程想都没想就发过去一封简历，后来又给节目组留言。几天后，他就接到了面试通知，感觉自己“被上天眷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