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陶然要改变这些看法，将电脑行业的内容引入大众视野。但当时北青报内无人懂电脑产业，于是他“自封”首席记者，亲自上阵，开设《与老板对话》专栏，采访了包括柳传志、王志东、雷军在内的多位IT企业高管。但直到6月份四达广告都没有拉到一单广告——“每出版一期，我就知道十几万又没了。”孙陶然对《财经天下》周刊回忆。

　　第二季度收款时，北青报征询他意见“是否退掉一半版面，以减少成本”，孙陶然断然拒绝，“四个版赔的钱，两个版怎么赚回来?”

　　随后他做了一个可以用孤注一掷来形容的决定——将公司仅有的十几万元全部用于营销，这笔钱被用来承包北京大兴区的一个度假酒店。四达广告在这里开办了一场当时“高规格客户研讨会”——两天时间内，他们请来了近30个广告主，“吃住在度假村，搞座谈搞联欢”，并为每个客户配备一个“自己人”为其“洗脑”。

　　那是1995年的7月1日， “玩儿的很嗨”的客户们尽兴而归，但依旧没有下订单。

　　转机出现在8月，佳能首先表达了合作意向，购买年度广告，随后半月内《北京青年报·电脑时代周刊》的年度广告被一众IT企业抢空，此后每年招标时，第二年的广告版面就被定完。

　　“第一年赚了一两百万，第二年赚了一千多万。”孙陶然说。

　　▲孙陶然戏称：在拉卡拉共生系统之中，龙生九子谁都可以当太子。支付公司、手环公司、金融公司……哪一个公司发展得好，就能得到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这段创业经历不仅让孙陶然收获财富，还让他收获了额外的资源——如果将他和柳传志、王志东、雷军的良好关系称作资源的话。为了编辑周刊内容，孙陶然经常组织软件行业研讨会，在中关村的一个小屋子里，他拉着方兴东、潘建新、雷军等一批互联网人讨论中国软件业的未来。方兴东首先发言，表示中国软件行业要反抗微软霸权，那时微软正凭借市场优势高价向中国售卖软件。

　　这激起了雷军的共鸣，作为金山软件高管的他义愤填膺地表示，这样下去“中国软件业不会有出路的，我们必须站起来……”后来其他人都走了，房间里只剩雷、孙二人，雷军还在“慷慨激昂地演讲”。孙陶然看着他，觉得“这哥们真执着”。

　　这些商界友人在以后的日子中给拉卡拉时期的孙陶然带来帮助——联想和雷军都是拉卡拉的投资方。

　　2004年底，联想投资总裁朱立南问雷军是否认识孙陶然，希望他为孙陶然的一笔融资背书。雷军曾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这个人(孙陶然)很牛，很厉害，他一定能做得成，我讲了两个小时以后，人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能够一起投资吗?……这是我的第一次投资。”

　　最终联想出资100万美元，雷军和孙陶然各出50万美元，拉卡拉成立。

　　营销高手

　　创立拉卡拉之前，除了《北京青年报·电脑时代周刊》的成功盈利，孙陶然还接连创立过数家公司。公关公司蓝色光标、直投杂志《生活速递》都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但当时他投入最大精力经营的企业是恒基伟业。

　　1998年，深受集体所有制模式掣肘，四达集团总裁张征宇，也是孙陶然的老上司，希望成立新的有限责任公司来经营电子产品。张征宇邀请孙陶然共事，孙最初婉拒，但一个师弟的建言打动了他， “广告只能做到千万级利润，要想有上亿利润就需要做产品”。于是张征宇和孙陶然成立恒基伟业。张任董事长主管产品研发、生产和财务，孙任常务副总负责市场销售、公司经营、品牌建设。

　　恒基伟业以销售PDA闻名全国，PDA即掌上电脑：严格来看恒基伟业当时的电子产品并不是真正的掌上电脑，它们不具有扩展功能，无法像现在的智能手机一样安装应用。

　　“商务通”是孙陶然起的名字，想借此撬动“商务”市场。孙陶然在营销方面投入大量费用，将商务通打造成一个区别于普通手机的高端产品。一时间，以李湘和濮存昕为代言人的商务通广告出现在各个电视频道。

　　他们采用了异于常人的广告投放策略——不去争抢黄金时段的短广告，而是选择在“更经济”的深夜档轮番播放5分钟的长广告。2000年前后，如果在午夜时段观看电视，无论换到哪个台都能看到濮存昕拿着商务通侃侃而谈。

　　这种“造概念”的宣传策略，让很多人直到今天还认为“PDA即商务通，商务通即PDA。”

　　▲孙陶然成功地营销了商务通手机高端产品的概念，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都创造了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