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的侵权者，早在2014年便“创立”了以“海澜之家”为名义的网店，专卖假冒伪劣的衣服。那时候，海澜之家的线上战略还没有展开。时至被捣毁时，该网店已在短时间内把生意干得有模有样，风生水起。

　　“老实”一点的侵权人，选择在线下“默默耕耘”。2014年5月，四川省九寨沟的一位同志，私自伪造了海澜之家的品牌授权书、购销合同，还跑去工商机关骗取了带有“海澜之家”字号的营业执照，手段之专业令人叹为观止。

　　心大到做专卖店的是少数，更多人选择流窜作案。2015到2016年期间，有“专职”团队多次在上海，通过租展位、搭大棚的方式，售卖“海澜之家”假冒产品。工商维权投诉和行政处罚并没有给该团伙带来足够的威慑力，因为赚的远比罚的多。

　　到后来，为了“保住权益”，该团伙甚至暴力抗法，威胁执法人员、企业维权人员，手段相当过激。直到海澜之家总部出面，拿起法律武器，才将该团伙绳之以法。

　　上海地区的流窜团伙恐怖如斯，其他地区的侵权团伙更是肆无忌惮。从南到北，从卖场的打折专区到零售市场的临时大棚，海澜之家的假冒产品甚嚣尘上。一个侧面的例子是：2016年，北京大兴查获了一家非法印制吊牌的企业，当场缴获的“海澜之家”吊牌就多达25000只。

　　这些三无产品和假冒伪劣，大大冲击了海澜之家本身的品牌市场。曾有消费者跑到实体店，质问产品质量，经过企业的售后排查，才发现消费者购买的衣服，来自流动的“打折专区”，只是“借用”了海澜之家的名头。

　　企业辛辛苦苦造就的品牌成果，侵权者轻而易举为己所用，并且对原品牌的形象造成了巨大伤害。令人头疼的是，这些违法行为成本极低，重操旧业也非常容易，持续消耗着企业维权和政府执法的资源，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维权成本，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除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等直接手段外，市场上还存在着很多搭便车、傍名牌的侵权行为。卖手机的抄个店面设计、开宾馆的借你名字一用，这类行为不胜枚举。

　　如前所述，统一的门店形象和标准化服务是海澜之家的竞争力之一，其全国4300多家连锁店，拥有统一的门头、墙体、店内道具等装潢形象，彰显出了一个明显区别于其他品牌商的视觉标识。这些设计，也给不法商家带来了“灵感”。

　　2015年到2016年期间，海澜之家打假部在全国多个省市发现了抄袭其独特装潢设计的服装连锁店、品牌手机连锁店，后者店内，从颜色、装饰到道具等均大量模仿，只差照搬。

　　触目惊心的是，这些抄袭者中不乏知名的服装品牌，且呈现多发性和规模化的趋势。

　　这些侵权行为，一部分通过大量的调查取证、司法公证和组织约谈调解等工作，得到了遏制。但因受相关法律法规限制，打假部也多次遇到举报难、投诉难、处置难等问题，维权难度极大。

　　甚至就连某些抄袭者都认为：我是卖手机的、开布艺店的，又不是竞争对手，借你的名字和设计用一下，有什么大不了的?

　　食品制造业、包括服装在内的零售业，因为曝光度高，只是品牌侵权、产品抄袭中的“少数派”：工商总局的相关统计显示，通用设备制造业、科技服务业，才是抄袭和侵权的重灾区。

　　在那些消费者不甚熟悉和关心的行业里，抄袭来得更加猛烈且直接，就连钢材这样的重资产，都会被重新“贴牌”，换一个大牌身份，再高价卖出。

　　常有企业抱怨国内的侵权成本太低，维权成本却太高，“如果在国外，这种抄袭者早被告破产了”。

　　因为投入巨大且效果不佳，很多企业已经放弃了维权，“我们只需要比抄袭者跑得更快”，成了他们最常自我麻醉的话。

　　不足4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市场经济走过了西方世界的百年历史，不少体系和法律法规仍待完善，品牌侵权领域尤其如此。但完善的过程中，又遇到互联网打通信息流，抄袭和模仿来得愈发简单，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极大困扰。

　　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和品牌权益，看似是工商部门和企业的事情，但实际上与舆论息息相关。抄袭者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致命的是整体舆论都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

　　这样的比喻并非危言耸听，某种程度上看来，我们正纵容抄袭和模仿——比如，山寨文化已经从贬义词，演变成为了中性词，甚至被包装成了经济发展中的必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