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大智大勇的“中关村第一人”并不富有，却率先打破了时代坚冰。当中国人的头脑还被禁锢在幽暗中时，他以自己的目光和勇气，照亮了中关村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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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春先差不多同时“揭竿而起”的，还有一位标志人物：王洪德。

也正是有了他们的“反叛”，才有中关村“两通两海”的时代。

1982 年底，中科院计算所一次会议上，“右派”王洪德突然拍案而起：“如果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你们就开除我吧!”

说完，他拂袖而去。

当年，王洪德“五走创京海”，轰动北京城。

这也是憋出来的释放和爆发。

1979 年，为了解决知青就业，王洪德在中科院计算所知青社拉起一支人马，专做计算机房工程安装，一年大赚 60 万，轰动中科院，也引来了工商局和纪委的审查。

他声泪俱下地“交代”：“我们这些新产品，都是填补国家空白的，不然就要从国外进口。既创造了效益，又解决了就业，我何罪之有?”但纪委坚持追究到底。

1983 年 8 月， 46 岁的王洪德忍无可忍，于是怒创“京海”，而他的创业则比陈春先要顺利并且成功很多。

他从知青社借款 1 万，刚在银行开了户，就拿下北大一个计算机改造项目。中科院计算所、中国计算机公司等中字头大牌都来竞标，但北大的人却只信他王洪德这个人。

这个项目让京海大赚 9 万块，从此一发不可收。凭借工程质量过硬，国家远洋、国家计委、北京军区等大工程订单纷至沓来。 1987 年，京海总产值突破1. 3 亿，坐上了中国机房行业的头把交椅。

陈春先、王洪德的创业壮举，刺痛了中科院和海淀区，“科技人员能办企业，官方为什么不能搞?”眼见着科研经费被削减，中科院计划局与海淀区决定合作，从“新菜田改建基金”中刨出 10 万，创办官民合办的“科海”。

创立科海，是希望中科院的科研成果能在海淀区的企业中推广应用。 20 多项新技术拿出来，成功率却很低。比如化学所的人造大理石，拿到面包房做装饰墙，结果室温一高变了形。企业认为是技术不靠谱，化学所觉得是企业素质差，不懂得控制固化温度。

而且，双方彼此嫌弃，怎么都谈不拢。

这样的心态，让科海没能走得太远。虽然，它推出了中国最早的电脑汉字装置、空气加湿器、财务管理系统等，夺得了不少中国第一，也赚了些钱。

但京海、科海的先后尝试，却让更多科研人员的心眼活泛起来。他们想下海，但却没资金，把他们的蠢蠢欲动看在眼里、也想搞一番产业的海淀区四季青乡，决定出资合作。

1984 年 5 月 16 日，四通在四季青乡会议室宣告成立，乡里出资 2 万，请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当名誉董事长。“四”取自四季青，“通”有“四通八达”之意;英文“Stone”意为石头，有人解释为：干好了成钻石，干不好就甘当铺路石。

四通的第一单生意，来自中科院计算中心一批打不了中文、又卖不掉的日本打印机。他们花 400 块请了个程序员，写了套打印中文软件，结果迅速脱销，公司大赚 20 万。

沿着这条财路，四通发现，单位买电脑通常只用来打印，“电脑+打印机”却要 5 万块。如果能造出一种便宜的打印一体机，一定有市场。

1985 年，四通MS- 2400 中英文打字机横空出世，一帮没怎么见过钱的科技工作者卯足劲开出八九千块的高价，都挡不住汹涌的订单。一年时间，公司就狂揽 3000 万，转年破亿。

1993 年 7 月，四通电子成为北京赴港上市的民营企业第一股。

鼎盛时代，四通一家在中关村的纳税占比高达60%，人民大学南侧立交桥以“四通桥”命名，令联想、方正等黯然失色。

但在 1997 年，一场金融 诈骗让四通负债2. 4 亿， 2002 年才走出困境。期间虽投出过新浪这样的大黑马，但之后，四通昏招迭出，先是接盘史玉柱的脑白金，后又跟随黄光裕搞地产，最终在新时代的大潮中光彩不再。

一度与四通同台共舞的，是信通。这是中关村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由中科院计算所、科仪厂、海淀区各投 100 万，于 1984 年 11 月开业。

信通的第一桶金，来自于中科院计算所的抗干扰稳压电源。靠着把这项荣获科学大奖的技术产业化，当年就赚了 12 万。

但信通并非一家富有远见的企业。

当年，它最早请动倪光南生产了 100 块汉卡，并商定与计算所五五分成。结果，计算所卖出 93 块、信通只卖出 7 块，计算所据此分大头，信通坚持对半分。

最终，信通求锤得锤，成就了日后联想的汉卡伟业。

此后，信通业绩还一度冠绝“两通两海”。但在 90 年代初，因为一桩 7000 万的走私大案东窗事发，在中关村第一个轰然倒下。

3

1984，被称为中关村的“拐点之年”。

这一年，跃上历史舞台的除了“两海两通”，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联想。

柳传志坦言深受陈春先的事迹鼓舞，萌生了创业念头：“憋得太久，机会来了，特别想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