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厦门岛上的海风已经有了暖意，却没能吹进赵猛的心里。

他骑着自己的外卖电动车在大街上来回奔波，但这一次，他的外卖箱中没有食物。平日里印着“美团外卖”字样的箱子上，贴了一张打眼的贴纸，上面的三行大字格外醒目——“停止接单，抵制美团，疯狂降价”。

那是 2019 年 2 月。春节过后，回到厦门岛内的骑手们发现，每一单外卖的收入在以每周0. 1 元钱左右的降幅被“悄悄”降低。连降几周后，有人受不了了，带头站出来，呼吁其他骑手一起拒绝接单，联合抗议。

一百多名骑手参与了这次抗议，赵猛是其中一位。起初，他的想法很简单：“我们都不接单了，他们没办法，只能给我们涨回去”。

抗议持续了将近一个礼拜。时间一天天过去，赵猛和同伴们的希望逐渐变得渺茫。虽然几乎岛内所有的老骑手都参加了这次抗议，但源源不断的新骑手接替了他们的运力。

赵猛记得，在抗议的第 4 天或是第 5 天，一位“不知道是美团还是承包商的管理层”来到骑手们的抗议现场。他没有带来骑手想象中的安抚或妥协，“你们在外卖箱上贴贴纸是违法的，”来者相当直接，“你们不愿意做可以不做，我们不强求。”

骑手们动摇了。外卖箱上的贴纸陆陆续续被揭下，手机上又响起了叮咚的接单声。月余后，赵猛也回到了自己的电动车旁。

在这起失败的抗议发生前半年，在距离厦门两千多公里的一个甘肃县城中，骑手们有着一次相似的失败经历。

老罗记得那是在美团上市前两个月， 2018 年 7 月 1 日，他们接到了降薪的通知。“我对日期印象很深，因为觉得就是为了上市好看，所以降我们的薪水”。 30 个骑手中，有 25 人参加了抗议，比赵猛他们更直接，骑手们直接写了联名辞职信，交到了站长手中。

公司来了人，在几句简单的安抚过后，对方直言，“你们要干就好好干，不干赶紧走”。

仅仅半天之后，包括老罗在内，大部分人放弃了抗议。“只有两个人真的辞职了，”老罗叹口气，“有什么办法呢，毕竟在这个县城里，降价后的骑手收入，仍然是所有蓝领工作中最高的。”

四年前，在一家服装厂打工的赵猛，突然被铺天盖地的外卖骑手招聘广告轰炸，这让他蠢蠢欲动。

出生于 1994 年的赵猛并不喜欢工厂，那种白天在车间不停歇工作，晚上在宿舍倒头便睡的工作，对他来说，“太死板了”。相对来看，外卖骑手是个好得多的工作——时间自由、能接触人，最重要的是赚得多。

赵猛是无数蓝领青年的一个缩影。

在过去数年中，无数蓝领青年从工厂涌向了服务业，而外卖平台则是许多人的主要去向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在 2017 年公布的数据，在 80 后及更为年长的蓝领工人中，从事制造业的比例大于服务业;而在 85 后至 95 后蓝领人群中，有更多人选择了从事包括服务员、骑手、快递员在内的新兴服务业。以 95 后为例，选择制造业的比例为47.7%，而从事新兴服务业的则为52.3%。

美团发布的《 2018 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显示，有1/ 3 的骑手在送外卖之前，职业身份为“产业工人”。

据饿了么蜂鸟配送发布《 2018 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外卖小哥的平均年龄大约为 29 岁;很多小镇青年来到大城市做了“外卖小哥”，77%的蜂鸟骑手来自农村。

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外卖平台成为蓝领青年的职业新去向。《 2018 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发布时，蜂鸟配送注册骑手就已经达到 300 万人。美团 2018 年Q4 财报披露，其外卖骑手已达 270 万，其中日活跃骑手有 60 万。

外卖平台吸引蓝领青年的主要还是薪资。据 2018 年上述报告，蜂鸟配送的调查显示，骑手月收入在4000 元—6000 元，饿了么强调，这个数字高于 2017 年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薪资3813.4 元。而美团的报告称，其56% 的活跃骑手平均收入在6000 元— 8000 元。

美团骑手类App招聘广告

“做外卖骑手，最高月入 13000 元”，在赵猛刚刚成为骑手时，前述广告中的愿景不难实现。他记得，在 2015 年左右， 1 公里的外卖单大约能挣8— 9 块钱，平均下来，每单能赚 10 元到 15 元，“每月一万多的收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