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一起来厦门的同乡伙伴，起初在咖啡厅做服务员，又在商场做过导购，收入都比不上赵猛。没过多久，伙伴也和赵猛一起加入了众包骑手的行列。

“众包骑手”是外卖骑手制度中的一种，以“众包”为名，自由度最高，骑手可以自主决定一天的接单时间，如果某些订单有位置过偏等不利因素，众包骑手也可拒绝接单。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脱下制服，偷偷穿回自己的衣服，反正鲜少有人前来检查。

在美团，与众包相对的是平台的“专送骑手”。老罗属于这一种。他们归属某个劳务公司，根据不同公司的规定，需定期开会，拥有更加固定的工作时间，有些是总接单时长不少于 8 小时，有些区域则会按早、中、晚时段排班。他们主要负责近距离配送，理论上单量更充沛，但也面临着更加严苛的差评、投诉制度。

赵猛曾拥有过一段相当满意的骑手时光。那时，骑手不多，众包骑手的单量充沛，他能够挑选那些看起来“很肥”的订单，也能拒绝一些需要爬7、 8 楼的老式居民楼订单，每天跑上8、 9 个小时，便能赚到满意的报酬。在餐厅外等餐时，他常常与一同等餐的骑手们打开王者荣耀，“开黑一把”。

可惜好景不长，每单 10 多块的报酬制度在悄悄变化着。

老罗日后回忆起来，意识到单价大约是以每年 1 元左右的降幅“一年一年慢慢降低的”。在 2019 年春节那次调价后，厦门岛内的众包骑手价格调整至1. 5 公里每单4. 5 元，每增加 500 米，多收入 5 毛钱。

在那次声势浩大的骑手抗议失败后，赵猛一度决意放弃 3 年多的骑手生涯。他和同乡伙伴一起去帮展览会打零工，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七、八百块。但那并非一个长期性的工作，展会结束后，他们再次陷入时有时无的工作状态，坚持了月余，两人双双回到了骑手的电动车上。

回归之后，赵猛逐渐意识到一个更加艰难的事实：众包骑手的单量越来越少了。

2019 年中，美团推出了“乐跑骑手”项目，骑手仍为众包，但管理向专送看齐：每单收入固定，每周必须在线 48 小时，高峰时期必须在线，每周至少完成 150 单，要求98%的准时率和99%以上的接单率。一旦不符合要求，每单收入会被扣除 1 元左右，惩罚将持续一周。以厦门岛内为例，平时每单固定5. 4 元，惩罚价格降为 4 元。

此后，赵猛与同伴明显感觉到，更多的订单被优先分配给了乐跑骑手。

无奈之下，在 2019 年的最后三个月，赵猛也转成了乐跑骑手，“想着回家过年前，能多挣一点”。

但这样的转变，使他的工作时长延长至 12 小时，接单失去自主选择性之后，收入却与一年前差不多，“每月大约 8000 块”。而他仍在做众包骑手的同伴，以每天工作 12 小时计算，每月收入降至 6000 元左右。

专送骑手老罗的日子也不好过。

抗议降薪失败后，由于他所属的劳务公司承担了“拉新”的任务，大半年前，每个骑手又背上了“每天为美团外卖拓展 3 个新用户”的KPI。

“跑单都跑不过来，我就在一个小县城，上哪里去拉客户?!”老罗狠狠地骂了一句。他试着在广场上拉着大爷、大妈注册了几次，最终还是放弃了，一气之下辞职回家。

他做回了此前的工作——一名网络小说写手，不如骑手收入稳定，不过“也没有其他更好选择，先做着吧，不行过一阵再回去跑外卖”。最近，他听说老公司骑手们又有了新的“KPI”——推销美团外卖会员。

在辞职前，老罗面临的问题不仅是降薪和额外任务。他和在郑州做专送骑手的大成一样，感到订单的分配越来越密集，也愈加“不合理”了。

22 岁的大成是一名有三年资历的骑手，先后做过饿了么和美团的专送。他记得，刚加入饿了么时，订单以人工分配为主，他所在的承包公司拥有一名站长和一名调度，两人共同负责订单的分发工作。

“调度是从老骑手中选出来的，对区域内的路线特别熟悉，比如哪个小区有电梯、哪个小区电动车骑不进去，这些对送单速度会都会有影响，调度在分配订单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大成回忆说。

派单是个手艺活，站长和调度在电脑面前，快速将跳出的订单进行分配，查看每个骑手的动向，发现问题直接电话联系，熟练起来，一人一天能调度超过 1200 个订单。

那大约是在2016、 2017 年，大成回忆说，他总觉得当时送单的时限没有现在那么紧张，很少出现不合理的派单。

老罗和大成有着类似感受。那时他比较闲，有一次送单时，顾客在订单备注中写道，“外卖小哥能不能给画个小猪佩奇”。他哭笑不得，随手找了张纸，用红笔画下了这个动画角色，并在旁边调侃地写道：你是不是傻。